中国现代文学史诗问题与汉语区口述传统

时间：2023-04-28 08:26:25 社会文化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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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诗问题与汉语区口述传统

林岗本论的问题意识为争辩一个世纪之久的“汉语史诗问题”①所引发，笔者所欲证明的最终论点是史诗从上古时代起之未在汉语区流传，根本原因是汉语区域缺乏让史诗流传发育的“口述传统”；汉语史诗不是失传、消散，而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与欧洲乃至中国非汉语区的情形有很大差别。故本论应当包含一个正面的论证，笔者已经完成了这个论证，但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从阙。本文从史诗与口述传统的关系，论到口头活动形态的三种类型划分，而中国汉语区域独缺其一。或许有不揣简陋之处，权当抛砖引玉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文明与史诗

史诗之被认为是文学的源头其实是从希腊史诗对广义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与地位而来的论断。

假如有荷马其人，他当之无愧是西方文学之父。

可是这个例子究竟能不能当成通例而解释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起源呢？只要我们约略考察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四大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文明，就可以发现它们当中有的有流传史诗，有的却没有流传史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文明可以作为有流传史诗的例子，而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是没有流传史诗的例子。

发育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历史上是高度不稳定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或迟或早定居在这约七百公里长两百公里宽的流域地带，并先后统治过该流域，为两河流域的文明注入过不同的人种要素，有意思的是其文化却保持了相近的稳定特色。②由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可见一斑，史诗的主角之一吉尔伽美什历史上实有其人，如果历史文献记载确凿，他就是公元前两千七百五十年左右苏美尔人城邦乌鲁克（Uruk）的国王；①而史诗中记述的洪水神话，公认是巴比伦人创造的。史诗的古巴比伦版（Old-BabyloniaVersion）只有一千多行，而较完备的亚述版（As－syrian Version）有三千行。古巴比伦版编订于公元前一八九四至公元前一五九五年的古巴比伦王朝，而亚述版则编订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尼尼微图书馆。②亚述版比古巴比伦版多了吉尔伽美什战胜天牛之后离开家乡，跋涉远游探索人生奥秘的故事。从这个简单的传承变迁史中就可以知道，史诗是在传唱中不断发生变化的，其故事、情节、人物都可能因时间、地域、习俗等要素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读到的《吉尔伽美什》很显然是未能在传唱中完善的史诗。其主要人物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在史诗的前部是奴役国人、掳人妻孥的暴君，中间部分变成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超人英雄，到了史诗的后部，又演变成探索人生真理、深思宇宙奥秘的哲人。我们虽然不可能知晓造成史诗人物如此前后不一致的具体原因，不可能知晓形象断裂的真正含义，但也能大致猜测到两河流域的战乱频仍文化中断是使得史诗不能稳定发育的原因。

印度文明不以文字书写为神圣，却十分看重口头讲述与传承，因其流传下两部伟大的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与两河流域的情况不一样，这两部史诗显然得到了很好的发育，它们不仅长度惊人，而且情节曲折、故事繁复、枝蔓甚多。③《摩诃婆罗多》约有十八篇，十万颂（每颂两行，每行十八音节）。诗篇中提到它的作者是毗耶娑（广博仙人），但关于毗耶娑到底是何人，研究者莫衷一是。有认为实有其人，有认为是传说中人，要知史诗是在基督纪年前后数个世纪的流传中演变而成的。《罗摩衍那》的情况与之相近而篇幅短得多，但也计有七篇二万四千颂。传说它的作者是伟大的蚁蛭，而蚁蛭是二世纪的人物，但这个蚁蛭的含义恐怕也与荷马的含义差不多，是一个综合者、编订者、整理者的代称。一般认为这部史诗是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一般来说，在古代世界进入尾声的时候，史诗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但是由于印度教的因素，这两部史诗在印度教徒的眼中是具有神圣性的圣典，如同中土的“四书”、“五经”，是日常立身处世、洒扫应对的指南，故而在印度愚夫愚妇众人皆知。更兼好事者将史诗的人物情节演为戏剧，每逢节日庆典，庙堂讲唱史诗，搬演戏剧，旬日不息，热闹非凡。一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故，在具有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中，这几乎是唯一还活着的史诗了。

与上述两个古文明的情形不一样，埃及和中国都不见流传史诗。④尽管学者可以提出一种令人无法实证地反驳的理由———已经失传———来解释，问题是在这两个古文明中，遍寻文献、传说，甚至征诸习俗、民间流传，丝毫寻不出半点关于曾经有过史诗的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也看不到有利于如上假设的证据。这个事例迫使我们思考，不能将史诗当作通例，用在说明各民族文学早期阶段的产生和发展；应当坦然面对事实，没有史诗就是没有史诗。没有史诗不等于文学逊人一筹，没有史诗不等于就缺乏伟大的文学传统。一个民族其文学传统之伟大与否，不见得史诗就能衡量一切。只不过与具有史诗传统的文明相比，没有史诗传统的文明其文学的源头显得不一样而已。在学术上不能照葫芦画瓢，以史诗为文学源头作为通例解释一切。相反，学术的探索应该不囿于成见，在例外中发现学术探讨的起点。即以史诗问题为例，中国早期文明之未曾孕育有史诗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埃及文明同样亦未曾孕育有史诗。无论史诗的有无，都是文学在初期发育阶段的一种常态。只不过双方历史渊源、文化条件的不同，导致了某些文明有史诗出现，某些文明没有史诗出现罢了。

二、口述传统与史诗

帕里、洛德的卓越研究大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史诗的认识。在此之前，人们或者以单纯的“作者文本”的观念看待史诗，视之为如同当今作家写作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性质一样的事情；或者以版本流传史的观念理解史诗，虽然意识到它跟口头有关，但却着重在“集体创作”和流传中重复编撰方面理解史诗。帕里、洛德革新了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将口述传统引入到对史诗的理解中，不仅强调史诗的口头性质，而且深入阐明史诗的整套口头演唱中的创编机制。①他们的研究第一次真正还原了史诗最原始也最真切的存在状态，以至于得出如下的结论是毫无争议的：史诗其实是口述传统的产物，它孕育、培养了史诗，它的消亡也就是史诗的消亡。

换句话说，假如不存在让史诗得以生存发育的口述传统，当然也就不会有史诗了。史诗不仅是一种文学的体式，而且也是活跃于某些文明早期阶段的一种文化。若要深入理解具体的史诗，就必须深入到孕育该史诗的口述传统之中去。

与史诗传唱有关的口述传统有三个要素是我们应当加以深究的。首先是神话和传说，这是史诗所采用的文化材料。史诗所表达的是集体经验而不是个人经验，构成一个文明或民族最原初的集体经验毫无例外是其神话和传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诗也只有这一种材料并且不可能再有其他构成的材料。民族的集体经验都凝聚在神话与传说里了，舍此无所构成史诗的材料。说到具体的史诗，一个文明或民族最多只有一两部史诗流传，不可能像个人创作那样拥有巨大的个别数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史诗所表达的集体经验完全是凝聚在有限的全民性的神话和传说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由苏美尔人创始城邦，发育成熟用于书写的丁头字（又称楔形文字）到亚历山大入侵文明结束，期间绵延了三千年（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流传下来约略成形制的史诗，亦无非《吉尔伽美什》和《巴比伦创世史诗》两种。②印度文明的流传史诗也是两部，《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史诗在其本质上不以题材的多变来刺激听众的想象力，不以多变的面貌满足听众的好奇心，而是以固定的题材、不变的人物、周遭熟悉的故事来重复讲述唤起听众对集体经验的记忆。神话和传说的集体经验性质决定了史诗文化材料的选择，但是有了神话和传说并不自然地就有了史诗，神话传说和史诗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前者是后者的构成材料而已。世界上起源早的文明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但并非都有史诗。这个事实说明，神话传说在人类文化史上存在借助史诗形式流传于世的情形，也存在不借助史诗的形式流传于世的情形。在中国，汉语流行区域的所有神话传说都不是依赖史诗形式而流传的。埃及亦是如此，埃及有极其丰富而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例如最重要的关于冥界之神俄赛里斯的神话，一直在埃及流传但并非借助史诗的形式，直到埃及古文明已经寿终正寝后的公元二世纪，才由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据口述而笔录在他的著作中。③当然经由史诗讲述和不经由史诗讲述的神话传说在品格、长度、细节和丰富性上是有区别的，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下文再论。要知是不可以在神话传说与史诗之间划上等号，对于口述传统来说，存在神话传说的要素并不等于就存在了史诗本身。对于史诗来说，神话传说只是它的构成材料。如果使用文学概论的语言，也可以说神话传说是史诗采用的题材。

第二个要素是一批以讲述和传唱先代作品为生的宫廷的或民间的艺人，他们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传唱者，又是故事的改编者甚至创作者。他们以此来娱乐听众并以此为生。柏拉图曾经嘲笑过荷马，说这位游吟诗人正因为缺少真实的知识，不能授人以美德，才落得“流离颠沛，卖唱为生”的结局。如果荷马有治国安邦的真功夫，人们就会像对待毕达哥拉斯一样对待他。毕达哥拉斯在生时，学生都是“从游听教”，从不需要像荷马那样四处行吟，讨好自己的听众。④柏拉图的嘲笑其实是恰当地道出了史诗传唱者的“职业特点”。他们是一群在一定职业分工基础上存在的“专业人士”。无论是帕里、洛德对前南斯拉夫史诗的实地采录，还是汉族周边地区的史诗民族志研究，都证明了行吟传唱是一个尽管不是绝对但也是相当程度上的专门的社会行当，尤其是那些出色的传唱者，一定是以传唱史诗为毕生之业的。这个结论和过去文学理论关于人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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