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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翻译和近代文学思潮 毕业论文
梁琨(新乡学院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3)摘要:林纾的翻译小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众多的外国作家及作品，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
林纾的这种翻译活动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不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外来的野蛮侵略也是愈演愈烈。为摆脱这种危机，人心思变，人们想在变易、改革中寻找出路。林纾的翻译就是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中适时而出，其翻译成果给这个特殊时代带来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近代社会思潮;社会动因;文学影响
任何思潮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不是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出现影响深远的重大思潮。因为凡是思潮，都是激烈的现实矛盾的反映，在平平庸庸的历史时期，一般很少出现重大社会思潮，即使在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人心思变的时期，如果只有个体的不满和怨恨，没有求变的共同目标，没有人将他们的要求愿望加以凝结，升华为一种前进的学说，思潮也很难形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里，其思想文化观念都有独特性。
中国近代文艺思潮，从纵的方面观察，正处于旧的封建文艺观念向新的近代文艺观念蜕变的转折点;从横的方面观察，又正处于中国文艺观念与不断输入的西方文艺观念冲撞和融合的结合点，因此具有终古萌新、中西交杂的基本特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林纾的翻译适时而出。翻阅林纾的翻译小说，其中有反封建、倡民主、追求人格独立的新声，有反专制、倡改革、改良社会的期盼，也有重教育、戒陋习、兴办实业的呼号。林纾的这些声音与近代风云激荡的进步社会思想相吻合。
一、林纾其人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晚年称补柳翁、践卓翁，福建闽县人。林纾幼年家境贫寒，靠母亲、姐姐做女工度日。他幼而好学，博闻强记，自幼嗜书如命，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后林纾因家中祖父母、父亲相继去世，忧伤成疾，常咯血，但他仍刻苦学习，这一切为林纾以后的创作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纾的功名道路并不顺畅，七次进京参加礼部试，皆未得中。后以教书为业，在北京任中学教员和京师大学堂教习。林纾的性格刚强易怒，时时怒斥他人，令别人甚感难堪，有许多人因此而与他疏远。
正如他自己所说:“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但是当别人有危难时，林纾却不惜奔走救助。林纾的挚友王灼三、林述庵早逝，林纾毅然把他们的孤儿收养在家十多年，衣食训诲备至，恩养一如己子，亲授古文、诗词。
1897年，林纾的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时年46岁。丧偶对他刺激很大，他忧郁难遣。次年夏天，林纾认识了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王寿昌对他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大胜于蹙额对坐耶?”于是二人合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译作由于内容新鲜，译笔凄婉且有情致，一时之间风靡海内。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132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大获成功，开启了林纾的翻译文学生涯。
95二、近代文学思潮
文艺思潮的形成，有文艺内部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原因。如果一种文艺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内部的原因促成的，那么它主要的导向就是解决文艺自身的问题，以促使它繁荣发展。
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是为革除六朝绮靡文风的影响，让文学从刻意追求辞藻、对偶、声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之具有充实的内容和比较自由的表现形式。西欧的浪漫主义兴起，就是为了解决文艺中情与理的矛盾以突破古典主义的约束，达到用自由的形式表现个性的目的。如果一种文艺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那么它主要着眼点就在于如何使文艺与外部环境相协调，去适应外势。
中国近代文艺思潮主要是由外势促成的，所以它的主要导向是为适应社会历史的变革，以革弊启蒙为己任，务实重用。而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导向是由时代造成的。中国近代是处于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时期，社会历史的演变空前迅速，折射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各种思想学说在历史舞台上各施影响，相互较量，最终的结果是，其中不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失去影响，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茁壮成长。从当时的社会思潮看，这是封建文艺观念终结、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文艺观念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终古萌新、新旧交替的蜕变，赋予了近代社会思潮以过渡性质。
这种过渡性首先表现在新旧并存、新旧交替上。
近代维护道统、文统、义法的旧文艺观念和主张表现新思想、新现实，以自由的形式抒发个人胸臆的新文艺观念并存;其次还表现在正统消失、权威未立上。
中国的文艺，受儒、道、佛、法各家的影响很深，在不同的文艺观念中，都可以看到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子。
虽然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一直在思想界占正统地位，但到了近代这一大变动时期，儒家学说的根基被动摇了，封建文艺观念的正统地位也不复存在，各种文艺观念斗争呈现多样化特征，在这种多样化斗争中并没有确立新的思想理论权威。另外，过渡性还表现在变化的急速上。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经常变化，导致文艺思潮随着起伏不定的社会思潮而急速应变: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变革思想，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反孔思想，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启蒙思想，又到民主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思潮，其中间隔不过十多年。这种变化之急速，是其他时期没有的。
三、林纾翻译的社会动因
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林纾认为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根本的出路不是进行一场摧毁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而是要进行一番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林纾的这种思想顺应了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他力图以序跋、评论、按语的形式宣传自己译书的目的，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用小说来“振作士气，(为)爱国保种之一助”［2］198。为了惊醒广大同胞愿发挥“叫旦之鸡”的作用，他在《不如归·序》中说:“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惊醒，恒于小说序中掳其胸臆……”他认为只有国力强、国威盛，中国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他联想海外华工的“无国度之惨”和国内同胞“犹梦梦焉”的状态，悲愤地呼喊:“吾死不瞑目矣!”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林纾在一篇译序中写道:“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俘吾种亦在其倦敝之习，追摄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3］林纾对封建专制政体是不满的，他认识到不改变这种政体，中国断无自强之日。所以，他赞同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支持变法。
鉴于晚清时期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深，林纾期望通过译介外国作品警醒国人，教化国人，并最终达到救国保种、复国强民之目的。他用了66天翻译了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当时，在美华工正在受到非人虐待，甚至遭到杀戮。他不满于原名并根据实际需要，改名为《黑奴吁天录》。在《黑奴吁天录》的序中，林纾写道:“因之华工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又无通人记载其事，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特《黑奴吁天录》耳。”［4］2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同情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更是表现了旅美华工的悲惨处境，而这都是因为中国国力太弱。1901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割地赔款，划分势力范围，筑路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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