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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 毕业论文
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
◎魏红珊
【摘 要】本文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由聚焦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及焦虑起因，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四川文学；农民工书写；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4－0112－6
四川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是社会的主体。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到来，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向着沿海城市迁徙。农民工的流动，不仅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内在结构，从形式到本质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农民进城也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无疑是农民工作为主体觉醒的标志，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体选择。它关乎个体与群体的主体建构意识，也关乎个体与群体的现实生存境遇与文化境遇，及群体的文化属性定位。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群体的归属感如何？面临何种程度的身份焦虑？原因何在？与此相应，当代文学叙事中如何呈现农民工的身份焦虑？当代文学的农民工书写对其身份构建有何意义？对文学创作有何积极影响？本文试图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对当代农民工题材文学文本进行细读，由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聚焦并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焦虑起因及文学创新，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一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富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它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文化研究更关注阶级、性别、身份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本，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利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它具有迫切的政治性和焦虑感。
身份研究是当下文化研究中最活跃的话题。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在《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中说：“就文化研究要考察个体与群体在其中建构、解决和捍卫自己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而言，身份问题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1〕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移民潮涌动的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的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离、甚至消解，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农民工无疑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移民阶层。大批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不单是居住及工作环境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是“我是谁”的身份追问，及“我与什么认同”的文化反思，漂泊在外的农民工需要完整一致的意义支撑，以便平息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使自己与新环境之间的文化联系得以重建。这种联系正是主体获得文化归属感的依托，也是确定个体和群体文化身份的基础。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背景下的移民，在城市多数流动在边缘，由于确定感和归属感的匮乏，其价值观和身份观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巨变，也遭遇了空前突出的身份困扰与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多被理解为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体验。
归属感的匮乏所导致的认同危机是现代化及全球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而“认同危机的产生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一个人常常通过对传统的自觉的或自发的态度来确立自己的认同，而当一个人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必然陷入认同危机”〔2〕。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定的社会转变为流动性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更倾向于被动接受既有的文化认同，那么流变的现代社会则迫使人们主动找寻自己的文化归属。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与自然之间的传统联系被割断，与乡土、宗亲、家庭之间的亲情联络被削弱。大量的农民工被强行带入了现代性的快车道。而现代性引发的身份危机使得进城农民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文化身份。在农民的传统精神根基和文化身份惨遭解构的当下，由于原有的农民身份日益瓦解，新的身份尚未形成，农民工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成了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无根的漂泊者。大量进城农民被日益崛起的商业社会流放，成为城乡夹缝中孤立无援的边缘人。
城市化在把大量农民囊括其中，导致其文化属性丧失的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
这在当代四川文学创作中有集中的反映，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对农民工身份主题作了最形象的呈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四川文学涌现出“书写农民工”和“农民工书写”的创作景象，农民工的文学书写不单是对打工生活边缘化生存境遇的关注，也是对处于双重边缘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的探究，凸现了独特的身份认同的主题。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我们能够拯救谁》《大嫂谣》《变脸》等以及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活在异乡的村庄》《流浪》《命运》，徐非的《心灵之约》，许强的《打工时代》《失业者》《在深圳流浪的日子》《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等作品，尽管其中进城农民的现实境遇不尽相同，但作品的主题或故事背景却始终与农民进城这一宏大的社会趋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并且在众多农民工的书写中，无一例外都将农民工作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以此凸显作为身处社会边缘农民工个体的身份焦虑和群体的身份诉求。
二
郑小琼以诗歌文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因迷失自我而不断游荡、追寻意义的象征性故事，从多个层面见证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现实和艰辛的心灵漂泊，以此凸显农民工群体的卑微生活及与日俱增的身份焦虑。无论是在《五金厂》的《挣扎》，还是《人行天桥》上的《耻辱》，以及对《活着的记114ZHONGHUA WENHUA LUNTANFORUM ON CHINESE CULTURE忆》中《完整的黑暗》的描写，这些描写凸现了一个打工者自身的生存体验和文化际遇，揭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漂泊不定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
郑小琼在《流水线》一文中鲜活地展示了打工妹艰辛、屈辱的生存现实和身份错位。在作家笔下青春靓丽、性感迷人的打工妹，一旦进入流水线，“与外面的世界隔开来……她们的神色那样苍白、黯然，飘浮着一种迷茫”。而且她们每个人的沉默或愁苦都是“如此压抑，漂浮着一股阴柔的死寂。每张脸上的眼神间都流露出一种由紧张而产生的恐惧，某种冰冷规矩下而产生的胆怯与小心翼翼”［３］。这是青春被尘封的空间，是自我被放逐的时段。在这里没有了性别，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身份。打工妹在流水线上呈现出迷失本性的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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