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的批评”：试论作家批评
20世纪被誉为文学“批评的世纪”，然而在其赫赫批评成果中，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作家“反串”批评却时常被忽略。作家们不仅以天才的能力对整个人生和社会进行审美把握与形象呈现，他们同时也从理性和认知的高度对文学作品作出审美的判断，成为批评的同盟军。而且作家们具备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熟谙个中甘苦，天然地与批评保持着某种联系，他们也的确用自己的方式在批评中留下珠玑之言。法国批评家蒂博代在20世纪早期曾有力地肯定了“伟大的作家们，在批评问题上，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甚至表达了许多意见，有的振聋发聩，有的一针见血。”为此，他把批评王国一分为三：“自发的批评”，即读者的口头批评或报刊记者的即时批评；“职业的批评”，即大学教授或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即已获得公认的大作家的批评[1](p71)。作家批评作为与职业批评并重的批评类型在理论上被提及。时过境迁，蒂博代的理论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这恰是文学批评景观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批评首次开始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并前所未有地诞生了璨若银河的职业批评家。他们以纯熟的批评方法深入文本，努力在归纳演绎中探究其意义，为批评确立了一套规范系统——并使人们坚信这才是批评。作家批评逐渐被挤压到批评的“边缘”，或者干脆认为是“过时的批评”、“准批评”。韦勒克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即使在今天，各国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作家，往往还是很好的作家仍被批评史的残余和遗风包围，进行印象鉴赏、趣味判断、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旧的批评”[2](p1-2)。在职业批评的强大攻势下，“作家批评”作为批评类型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在现代批评园地中又有何新的价值与意义呢？一、另一种文本阐释方式：作家批评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职业批评发展状况如何，作家对批评长期、普遍的介入毕竟是文学史不争的事实。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3](p14)；西方亦类似，“最好的文艺批评家往往是文艺创作者本人”，如诗和戏剧方面的歌德，小说方面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大师，在他们的谈话录、回忆录、书信集或专题论文里都留下了珍贵的文艺批评[4](p5)。即便是20世纪，纳博科夫、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包括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的王蒙、王安忆等作家（注：继王安忆的《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之后，又陆续有活跃于当下创作界的作冢推出批评文集，如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残雪的《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马原的《阅读大师》，格非的《塞壬的歌声》等。），发表了毫不逊色于同期职业批评家的独特而重要的批评文字。即使作为一种既在的客观现象，批评学的研究也不应该漠然视之。
更重要的是，现代批评已承认，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万古不变的常量，而是一个多样性阐释的集群——即文本具有“诗无达诂”式开放性，结果必然是批评中文本单一意义的不可探寻和对阐释多样性的合理要求。而批评既是一种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活动，其途径应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本身即包括参与者身份的多样化。况且，这里“作家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类型的存在，其所指已不仅仅停留在蒂博代理论中以职业身份为依据，更指向职业身份决定的主体在批评活动中的批评意识、阅读方式、批评话语等诸多特质。作家作为阐释主体参与文本阐释，他本是创作中人，往往可能解开作为旁观者或职业批评家被遮蔽住的视线，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与批评。职业批评家布鲁克斯面对作品曾发出这样的哀叹“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不同诗人写诗的方法；我们以为某处是经过呕心沥血的结果，其实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和该诗其它部分同样自然流露”[5](p90)。照此逻辑，也可能他们认为某处是和该诗其它部分同样自然流露，或许又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果。这对作家批评就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认器”的切身创作体验和丰富实践积累使他们更能准确号脉出“呕心沥血的结果”与“自然流露的部分”，从而能读出职业批评忽略或难以觉察的东西。因而，尽管现代批评既宣布了“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