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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与分歧：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现代文化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在经历了一次次裂变之后，向后现代时期推进。虽然说在如何界定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后现代文化的内涵、后现代社会究竟以何时为起点，甚至后现代本身是一个历史概念还是体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等问题上意见均不统一，但此时出现的诸多哲学与社会思潮在反叛权威、颠覆传统、批判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与理性等方面无疑具有一致性。女性主义文论作为当代西方与后现代几乎同步崛起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自然或多或少地汲取了其中的滋养，借鉴了其颠覆与反叛的时代精神。在这当中，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对后现代社会状态的基本描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权力——话语学说，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新精神分析理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哲学，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与佳·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等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解构现存的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以及价值定势的趋向。这一趋向，和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的精神价值完全吻合。事实上，美、英、法等国的女性主义文论家，都各自从上述理论话语中获得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批判分析的立足点，发展出文化身份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主义、具有后殖民色彩的女性主义，以及探索女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美学等等。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Critical 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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