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二）
二、历史与误读"新批评"取名自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翰·克娄·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1941年出版的《新批评》一书。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并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等人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几乎没有人愿意自动承认是"新批评派"，真正的当事人对这样一个含混的称谓并不满意，何况这个称谓后来常常跟另一个蔑称"土产的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新批评集团，学术界对于哪些人应当入选也是众说纷纭。入选的人物不同，"新批评"的理论主张也就不一样。这造成了对新批评进行批驳比较容易，而真正有益的学理探讨却变得繁难。国内现今有关新批评的著作论文，也常常在这方面出现分歧，这应当是造成对新批评理论学说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 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以及稍后一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前四人是新批评的开拓者与实干家，后两人则有更浓的理论家色彩。T.S.艾略特和I.A.瑞恰慈对他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前者早期的论著（如《圣林》）为他们提供了思想倾向，后者则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如《文学批评原理》）。这一群人的观点和方法远非一致。但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对传统和当时流行的批评流派的反对：印象主义批评--批评家以主观的兴趣代替了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弄一些含含混混的诱导和暗喻；新人文主义批评--批评家常常以道德作为衡量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实证主义批评--批评家常常用考据和训诂去研究作品，用科学的因果关系去判断文学现象；马克思主义批评--批评家常常从经济基础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解释作品。在新批评家看来，这些批评流派都在回避批评的基本课题，即"评价"这个道德责任。他们坚持这样的信条，即"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介"，"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4），"没有任何东西能排除批评判断的必要性，排除对美学标准的需要，就象没有任何东西能排除道德或逻辑标准的需要一样"（5）。为了确立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新批评家们不得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经过多年的奋斗才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同时赢得了整整两代文学教师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既然要对文学作品做出"描述和评介"，必然要有一定的文学标准和批评标准。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co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但如果就此认定新批评家把作品看成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恐怕太过简单了。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是紧密相关的。由于作品是"我们对客观和喧闹的世界的经验的一种反应与评价，是我们对它的看法"（6），因此作品是否具有真实感，同样是需要现实生活的经验逻辑来参考检验的。新批评的四个重要术语"含混"（ambiguity）、"张力"（tension）、"自否"（paradox）和"反讽"（irony），是新批评家对现代修辞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文学语言和结构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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