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诗赋哀伤主题透视

《文选》诗赋哀伤主题透视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在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中，哀伤之情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有关“七哀”题旨的争议即说明了这一点（注：详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昭明文选》所归纳的37类文体中，“赋”、“诗”体下又分别设有“哀伤”类作为子目，共入选作品21篇（而表达哀伤主题的诗赋远远不止这些，详见下文）。《文选》单列“骚”体，共选录屈宋等人作品17首。“《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正是这些作品哀伤的情感基调，为古代诗歌确立了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而“楚臣去境”、“宋玉悲秋”也成为后世抒发哀伤情绪的固定意象与惯常用语。此外，《文选》中其他表现哀伤主题的文体尚有“诔”、“哀”、“碑文”、“墓志”、“吊文”、“祭文”等，述哀是这些应用文体基本的功能性要求。在一部文学总集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体类和远远超出这一比例的篇幅抒写着同一个情感主题，这本身便值得关注。《文选》为我们提供了研阅哀伤这一情感类型的范本。对作品文本作共时性的呈现，可以窥见一代文学之风貌，而对作品的历时性回溯又可寻绎某一情感类型进入文学的广泛社会基础与深厚文化心理底蕴。本文拟着眼于这两个方面，以《文选》所录赋、诗二体作品中的哀伤主题为例，略加陈述。

　　　　一

　　由《诗经》的抒情品格所奠定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规定了日后各体文学发展的路径。就早期文学而言，不必说叙事诗浓厚地存在着抒情内涵，即使是以“体物”为本色的赋，其“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出身”也使它与抒情难脱干系。因此，哀伤作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在诗、赋中的抒发都相当普遍。《文选》以范本形式展示了哀伤之情进入文学的广泛性与丰富多样性。

　　对于哀伤主题的广泛性，我们可以从它在《文选》中所占篇幅之大，入选篇目之多及题材分布之广得到最直观的认识。入选“赋”体“哀伤”类的7篇作品，包括司马相如《长门赋》，向子期《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寡妇赋》，江淹《别赋》《恨赋》。有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有感于妇女不幸命运所作的悲声，也有对生离死别情景的痛彻渲染。“诗”体“哀伤”类收录的13篇诗作，包括嵇康《幽愤诗》，曹植、王粲、张载同题诗作《七哀诗》共5首，以及潘岳《悼亡诗》3首，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颜延之《拜陵庙作》，谢ｔｉǎｏ＠①《同谢谘议铜雀台诗》，任ｆǎｎｇ＠②《出郡传舍哭范仆射》等。嵇康、王粲之哀伤是着眼于个人身世，慨叹生之多艰；张载、二谢、颜延之之哀伤则因凭吊遗迹追怀亡者而生；任ｆǎｎｇ＠②为丧友而哭；潘岳悼爱妻之亡；曹植代思妇诉怨。可以说这些作品已经从多种角度对哀伤主题作了尽情咏叹。

　　然而《文选》所录抒发哀伤之情的远不止“哀伤”一类。哀伤作为一种情感模式或一种主题，渗透到了多种题材的作品之中。就“赋”体而言，除“哀伤”外，因情设目的尚有“志”、“情”二类。录入“志”类的4篇，即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潘岳《闲居赋》。其情感的出发点都是志之未遂，因而设法排遣由此而升的哀伤。专门表现男女之情的“情”类中，宋玉《神女赋》与曹植《洛神赋》二篇写男女的离合悲欢，情调惆怅而伤感。而“纪行”、“游览”类赋作多抒写吊古伤今之悲与羁旅叹逝之哀。读着鲍照《芜城赋》“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王粲《登楼赋》“气交愤于胸臆”，“怅盘桓以反侧”，班彪《北征赋》“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潘岳《西征赋》“心战惧以竞悚，如临深而履薄”等充溢着凄凉与悲怆的赋句，我们分明感到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哀情并不比任何一篇入选“哀伤”类的赋作淡薄。入选“鸟兽”类的，贾谊《ｆú＠③鸟赋》与祢衡《鹦鹉赋》，前者借阐发道家“齐物”的玄理，“自广”伤悼之情，后者则借物写志，寄寓自己生不逢时的悲哀。“物色”类赋作以铺陈景色之美见长，而潘岳《秋兴赋》、谢庄《月赋》则分别渲染了悲秋之情与凄凉之意，情调颇为伤感。由此可见哀伤主题远非入选“哀伤”类作品所独有，其表现于赋的广泛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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