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宗教文化对比
引言每一门哲学不一定是一种宗教，但每一种宗教必定是一门哲学。它代表着一个时期内人的情感、思想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了那个时期内其所在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在各个宗教产生的初期，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对自身及生存的环境缺乏整体的、科学的认知。而宗教的产生正是给了人类在无知而萌生的恐慌中一种及时的情感依托。而后，由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它逐渐由被统治阶级迫害的地位上升成为一种统治阶级用以集中和麻痹人的思想感情的工具。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今天，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时代已经逝去，它重新成为一种思想和文化的体现，在人类社会中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中西方宗教在充当政治工具和体现思想文化上的异同，并取最能代表中西方宗教，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二的佛教和基督教作为论述的对象。
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于公元前五世纪由印度的释伽牟尼创立，公元一世纪（西汉）时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开始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
佛教的教义反对把人分成等级，反对不平等的现象，同情不幸的人。同时，佛教还宣扬因果报应，主张逃避严酷的现实，用自我解脱的方法削除烦恼，而否定斗争。这是佛教消极的一面。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广泛宣扬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 在中国盛极一时，影响波及各个阶层。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开始以一种融和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化的主体。佛教逐渐由“外来方术”变成了一支很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引起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教的关注。在不断的冲突当中，三教相互渗透，它们冲突的过程也正是融合的过程。
仅在北魏时期，全国的佛寺即从东晋时的1700余所一跃而达30000余所。佛教徒还开凿了云冈、龙门、巩义、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十几座著名石窟，雕塑的佛像和绘制的壁画不计其数。这些石窟的开凿使得中国的雕塑和绘画艺术得到很大推动。这一时期 的画匠在遵循佛教图本的同时，不断加入个人的理解和想像，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情趣渗透其中，使得佛教的文化艺术逐渐中国化，最终汇入中原文化的母体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补充。
与此同时，南朝梁武帝也对佛教大肆推崇。《南史 郭祖深传》载：“时帝（梁武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印证了这一点。有趣的是梁武帝晚年时自己竟出家做了和尚，使得梁朝大臣们花去四万万钱将其四次赎回，才保住了这个昏庸的皇帝。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了。
此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一直都占据着中国宗教的头把交椅，也代表着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当今的中华大地上，代表佛教文化的景观随处可见。如佛教四大圣地——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还有西安的大小雁塔、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藏传佛教的布达拉宫、塔尔寺等等。这些代表佛教文化的自然景观和建筑艺术都是组成中华文明不可获缺的财富。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有着三大源头；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发展为后来的科学传统；古希伯来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古罗马法制文明，发展为近代法制观念。而这三大文明都汇总于基督教，并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基督教相传是由耶酥及其门徒在巴勒斯坦创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从同时代的历史文献上来看，对基督教的产生并无明确的记载。因此，耶酥创立基督教一系列的过程也只能是一种传说，体现了早年基督教的思想方向和意志。它宣扬原罪论，认为人生来即有罪，只有相信上帝，用一生去忏悔、赎罪，死后才可能进天堂；否则就会下炼狱。这一点也决定着基督教信徒同佛教信徒一样要具有对世间万物的宽容和忍耐；而同样也由于这一点，基督教逐渐受到西方统治阶级的操纵，成为了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这是违背所有宗教初衷的，但又都不可避免。
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地位的巩固始于公元四纪，罗马帝国统治者开始大力扶植基督教，并使之变成罗马帝国国教。
基督教在罗马最终取得成功，固然与统治者的扶植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从2世纪末起罗马帝国内忧外患，局势动荡，人们从捉摸不定的现实中逃离，投身宗教以求得心灵上的慰藉；同时统治阶级也急需为即将倒塌的帝国大厦寻求一根强大的思想支柱，这在无形中也就为基督教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环境。从此，基督教一步步的迈上了西方社会统治的最高峰。
直至中世纪早期，欧洲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了一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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