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好萊塢與民族電影

現代化的動力，在20世紀的最後20多年中，將中國別無選擇地推向了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舞臺，踉踉倉倉地捲入了以跨國公司、跨國市場的形成爲基礎，以傳播和媒體科技的發展爲助力的全球化過程中，儘管中國政府在維護社會結構和文化産業利益的雙重訴求下，對電影、電視以及大衆傳媒的資訊資源的全球化流通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立場，但隨著中國在政治、經濟上融入一體化世界的程度增加，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日益密切，也隨著國際國內各種衝擊和壓力的增大，中國的大衆傳媒業也逐漸被捲入了全球化的旋渦。然而，當全球化處在以強勢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優勢爲主導力量的後殖民背景中時，好萊塢電影便成爲了文化帝國主義大軍的一支生力之師，它用《泰坦尼克號》、《星球大戰前傳》等一顆又一顆重磅炸彈轟炸全球，幾乎將全世界變成了美國電影的超級市場，好萊塢不僅在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吞噬著其他國家的本土電影工業，而且還因爲其對美國式的時尚、風格、意識形態價值、文化理念的傳播而深刻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認同，因而，以經濟、政治、文化力量爲驅動的全球化過程往往不可避免地呈現一種“單向性”，一種單向的“同質化”和“同步化”,這一點，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在好萊塢電影對中國所産生的影響中。顯然，一方面，全球化爲電影文化的廣泛流通，甚至爲創造世界性的文化空間提供了背景，但另一方面也對維護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多元的文化趣味和思想價值提出了挑戰，潛在的媒介帝國主義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文化的開放性、豐富性以及創造活力的保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全球化背景中的好萊塢與中國民族電影便具有了意義。

一

       20世紀以來，伴隨美國政治、經濟力量的壯大，特別是媒介産業的迅速發展，好萊塢電影一直是世界電影工業體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中國從世紀初期就開始進口好萊塢電影，“國片”一直處在洋片的衝擊下，早在1946年11月，“中美商約”簽定以後，好萊塢電影當時的年進口量就多達了200多部，“米高梅”等八大電影公司還試圖利用“中美商約”壟斷中國各大城市的電影院業務，甚至提出要自由支配電影院線的營業方針並限制國產片的放映。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市場的佔領在1949年以後，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宣告結束，美國電影幾乎完全被拒之門外。

       直到70年代末，好萊塢電影又重新逐漸進入中國。90年代以後，由於全球化的經濟交往和資訊傳播的發展，世界越來越成爲一個密切互動的網路，全球化不僅作爲一種背景而且也作爲一種動力，交互作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中國大陸電影則正處在這種全球化互動語境之中，再次面對好萊塢的挑戰。特別是從1994年開始，中國允許按照分帳發行方式進口外國“大片”，美國電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進入中國電影市場，儘管中國國產電影具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而且政府規定各電影院必須保證國產電影佔有2/3以上的營業放映時間，但在90年代的最後幾年，10部左右的進口影片（其中多數爲美國電影）、1/3以下的放映時間，在中國各大城市卻幾乎佔有了電影票房的60%以上1。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邊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根據協定，“入世”後，每年將可能有20部美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而且，與1946年相似的是，美國也提出要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電影院線，好萊塢各大公司甚至已展開對中國電影市場的全面研究，有的還設立了“中國部”，以進行更適合中國市場的調整。好萊塢已經對中國電影市場虎視眈眈。顯然，加入WTO以後，中國電影將面對美國電影更大規模的進入，這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既是政治權力問題，也是工業經濟問題，同時還是文化主權問題。許多人擔心，好萊塢電影所貫穿的美國式神話是否會在影響國族認同的同時創造一種美國情結，好萊塢電影那種個人英雄的敍事原型是否會解構民族發展的自我凝聚力，好萊塢電影那種奇觀化趨勢是否會壓抑人們對本土生存狀態的關懷和體驗，好萊塢電影那種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是否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價值觀念産生負面的影響，好萊塢電影的藝術規則是否會完全替代中國敍述美學的傳統，好萊塢電影是否會徹底摧毀中國的民族電影工業，好萊塢電影是否會使中國電影喪失所有的本土意識和本土責任。應該說，在中國電影目前的情況下，所有這些威脅都是一種現實的存在。

       好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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