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
第四章 历史与结构
阿尔都塞被命名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最主要的批评，就是指责他用“结构”替代了“历史”，尤其是其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结构”可以转化为结构主义的概念“历时/共时”的关系[175]。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事物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一种是从事件发生的先后角度来看问题，另一种则是从结构出发，二种方法之间有某种张力。我认为这种抗衡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无法摆脱，这也许是历时与共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76]。具体地说，历时就是将生产方式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历史的序列，这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共时则是把每一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的共时系统来考察，即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划分。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一书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177]，对阿尔都塞把《资本论》解读为“无历史的结构”提出了批评，但是，阿尔都塞并非要在历史/结构的二元结构中做出选择，而是在他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体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中具有优先性。
第一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追溯了自己的研究心路，“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78]，进而，马克思把这种研究的体会上升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元结构，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出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9]，这样，马克思就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了研究计划的首位。
在讨论“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80]，也就是说“一般”在历史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181]，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82]，而那些推动时代发展的“差别”或“特殊”才是研究的重点，“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183]，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184]，这就为后来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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