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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与心理学及主体性
就其在无论历史形态还是现实形态的学术研究背景中的状况而言，进化论和主体性二者本身构成了相互分离的两个不同的论题，虽然它们可以在理论体系中被结合在一起：从进化论中既未必能导出主体性，又未必会导致对主体性的否定；对主体性的探讨未必要以进化论为前提，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又由于心理学与它们二者都具有密切联系，如果心理学不能稳固地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因而不能自主而正确地处理二者之间以及它自身与前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前二者在心理学中的结合，就必将导致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混乱，并使心理学的理论局面趋于极端错综复杂化。正是由此所导致的心理学理论局面的错综复杂性，致使进化论、心理学、主体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心理学史的影响，在有关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构成一大难题，并间接影响到人们对西方心理学史内在逻辑的把握。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西方心理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维度。一、从主体性角度对西方心理学史的透视
美国哲学家多尔迈在讨论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递嬗沉浮时，曾引述加塞特的话说，“假如这个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应该予以取代的话；假如有一种更深刻更确实的观念会使它成为无效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新的时代”便是试图在哲学理论上注重对“主体际性”的生成及其对现代社会实践的意蕴加以探讨，并因而同时也就意味着，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在完成了它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之后，必然地步入了它的“黄昏”之境[1](P1)。他并进一步评述说，始自笛卡尔的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本来“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虽然它构成了“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一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1](P1)。
虽然多尔迈以上讨论的背景，是哲学理论领域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但是，假如我们接受多尔迈对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这种历史判定，并以这种历史判定为立足点来考察心理学，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西方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新的视角。这是因为，正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的主体性观念，构成了西方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前提，并因而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心理学在它刚刚脱离哲学的怀抱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诞生”时，就是一个“时代错误”的产物，是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精神的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因而在理论上是脆弱的[2](P10-14)。所以，当被普遍证明是正确的、关于生命的科学理论的生物进化论及其思维方式向以追求“科学”为目的的心理学渗透时（美国机能心理学的产生），心理学既不能准确把握生物进化论对它的理论意蕴，也不能抵挡被曲解了的生物进化论试图要将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人这一主体自然化的趋势，从而陷入理论危机。这个危机，实质上是多尔迈据以判定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之所以走向“衰落”的历史理性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或换一种话语方式来说，它与哲学在从其近代形式向其现代形式过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在理论实质上是同一的。至少就机能主义的发展导致整个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崩溃、并因而要求它重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而言，实验心理学又回到了冯特的时代，或更准确地说，回到了（重新）建立自己理论基础的“诞生”的起点。但是，与哲学对这个危机的反应、即从“单子”式意识的封闭的主体性观念向“主体际性”观念及其理论建构的过渡相比，心理学对这个危机的反应是幼稚而鲁莽的，即干脆而彻底地否定主体性，由此也“开始”了它的“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即行为主义的“气候”或“时代”。
行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否定（人类）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合法性。然而，正是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不可还原的实在性，构成了心理学的合乎逻辑的基础[3](P87-92)。所以，当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研究纲领，其理论逻辑被充分展开之后，必将又一次地使整个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趋于崩溃，并迫使实验心理学重新回到华生的“革命”的起点上。至少就实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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