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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整合：国际格局向何处去?
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各国都在忙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已经取代东西方两大集团间的对抗，成为新世纪国际格局发展中的重要特点。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及其与政治多极化的不平衡状况，给国际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相互依存下的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并存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不断加剧，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矛盾与整合成了国际社会的一种现象。本文将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集中分析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新问题，试图从新的角度把握新世纪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一、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与整合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实现了全球互动。在全球化打破了地区经济纬度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价值与社会认知的矛盾与整合。全球化不是纯粹的经济或政治的全球整合，“其目标甚至首先指向了文化价值方面”(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39页。)。
冷战时期，全世界被意识形态所分割。当国际关系格局冲破意识形态的控制时，人们突然发现别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已经渗入进来。在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在首先做出排他性反应的同时，也遇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然而，当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给当今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时，为了自身的发展，各个民族程度不同地从物质层面上接受了它，但也无法拒绝隐藏在物质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于是，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在世界格局的转型期选择了吸纳与排斥西方文明的双向行为范式。当两种不同文明相遭遇时，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排他行为，并且加强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便进入了排斥与接受对方的两难境地。当西方推广其文化的普世性时，世界便在一种文化全球扩张与其他文化自我认同的张力中分离与整合。
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也加强了文化内部的融合的活力。从历史角度看，当不同的文化还未发生深层的互动时，同质文化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欧洲大陆的许多次战争大都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的物质利益层面上的冲突。当全球化进程将一种文化及其载体推向全球层面的互动时，文化内部的冲突开始减缓，乃至终止；文化内部的冲突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冷战结束后所谓“西方民主”的胜利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展，给不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文化对立乃至冲突制造了诱因。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具有文化冲突的特点。此外，文化间的互动又促进了同质文化内部合作的加强，欧洲终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走向一体化。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单向整合所带来的矛盾显现出来，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磨合，这既是一个自然发展、多元整合共生的客观过程，也是一个人为导向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掺和了人为导向因素，具有强势经济和政治外壳的“强势文化”就易于在全球推行文化单极主义。全球正在致力于营造一个多元互补、共存共荣的世界，但不排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西方普世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世主义就是“以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社会观系统为前提预制的单极化或一元化普遍主义。也就是说，某种强势社会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可能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行。”(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2页。)这种普世化行为必然将世界推向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苏联解体后，西方以为其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于是就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以及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东西南北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对人权理解的差异性。非西方国家强调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西方国家却推行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优先的普世性。这两种观点都出于维护人权的最终目的。但是，人权的有效性在于将人权置于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中，显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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