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康社会
一、中国小康思想源说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于《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后。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大同社会。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作了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社会的原型实际上是根据夏代以前有关原始社会而构说的太平盛世，孔子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描叙，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憧憬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在篇中又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虽然是专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作注，但古代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思辨由此而初立：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其二，劳动成为个人谋利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小康”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小康社会是相对大同社会而言的，“小康”是与“大同”相对一种社会状态和理想。大同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模式。虽然儒家之意大都在“大同”，志为最高纲领。但行事却在“小康”，即把“小康”作为实践目标。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理想归理想，行事归行事。一幅无名氏《圣迹图》，对主张“大同”、“小康”的孔子，为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做了生动的描绘。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宣导者，他的小康哲学思想，是古老的“公羊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循序进化。他吸收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又融合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完成了他的新“三世”体系：即以《公羊》的“升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大同”。这虽然严重动摇了“天下变道亦不变”论，但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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