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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物流与经济区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三沿发展战略”广三沿”是指“沿海”地区。“沿江”即沿长江地区和“沿边”即沿国境地区），通过扩大沿江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来振兴内陆经济。其发展模式是把发展机制向内陆地区进行传播，具有传送纽带作用的长江机能被称为“T字型战略”，加上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则被称为“π字型战略”。提出这些战略的背景是①政治上的要求：内陆地区对沿海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而造成的沿海同内陆地区间差距表示不满，在政治上需加以解决；②经济政策方面的要求：虽然沿海地区形成了以消费品工业为核心的出口型增长机制，然而尚不能充分影响内陆地区和生产资料工业。因此在下一个阶段，必须强化生产资料工业（第二次进口替代），要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象征“T字型战略”的龙头被指定为上海（及其浦东开发区）。上海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并非是早期对外开放的城市。另外，国有企业的比重很大，其经济效率低下，使八十年代的上海深受低增长之苦。事实上承认了作为经济特区的浦东开发，在引人外资的同时强化国有企业正适应了上述②的要求；把上海的发展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先导正是适应了上述①的要求。
但是，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战略并不是在充分研究其有效性之后提出来的。战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各经济区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有充分的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经过了30年以上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经济区被严重地条块分割。例如在物流领域中就很典型，其一是国内贸易局、交通部。铁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中央政府系统的的“条条”（纵向）分割；其二是各地方政府的“块块”（横向）分割。这样，就不会存在跨越“条条块块”的物流网。虽然被称为经济区，实际上是被严重地制约了。即使是 “三沿发展战略”发挥其效果的前提条件也不够充分。换句话说，从物流的现状可以看出经济区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本小论就是以上述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把握物流及经济区的现状和问题来展望两者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中国的物流发展与经济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完善其生产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课题。其中狭义的物流基础设施，即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能使新的资源开发及已有资源有效的分配成为可能，通过原材料供给范围的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直接或间接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的发展等促进经济发展。另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扩大社会分工范围的效果，以这种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了经济区。
在这里，作为后面论述前提的经济区的定义如下：
①至少拥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
②围绕着经济中心而形成的稳定的经济关系；
③拥有从事某一种产品或专门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与下属经济区域之间具有分工或合作关系；
④与同层次其他经济区域直至上层次的经济区域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
经济区的实际规模，是由满足上述条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的，但是一般来说，专业分工关系及交通运输条件越发达的区域其规模越大。另外，要形成具备上述条件的经济区，其所属的国民经济应该要达到开发经济学中所讲的“起飞”阶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起飞”以前的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关系不明确、商品交换不发达，进而不存在稳定的区域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而“起飞”阶段则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工业兴起并且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达到较高的水平，铁路。海运事业的高速发展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商品贸易及区域间专业分工的范围日渐扩大。另外，随着大规模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产业和人口的集中，这也是大城市的产生时期。这些现象标志着经济区的形成。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是怎样变化的呢？这先要看“货运密度”的变化。这则是由“货物发送量除以社会生产总额”的“吨／亿元”来表示的。
实际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货运量与货物周转量在1952—1978年间分别增加33．52万吨公里、0．89亿吨公里；在1978—1988年间分别增长23．48万吨公里。0．43亿吨公里。就是说，货运密度是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的。其原因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愈加高度化，单位产值的运输量就越减少；而随着技术进步使得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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