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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如雷运用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践与启示论文
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以来，人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于社会之中，并不免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而研究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存在状态、政治态度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特别是研究政治史，若不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或集团，不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很难揭示历史真相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习称的阶级分析方法。其实，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以后不少资产阶级史学家也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所以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和专利。
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就经常采用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比如他在其名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就具体分析了作为地主阶级中的皇族、勋戚、官僚、士族与庶族地主等不同阶层的占田情况，以及作为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佃农、雇农等不同阶层的生存情况等等，并进而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他在《唐末农民战争》一书的前言中说：“后来读了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觉得茅塞顿开，很受启发。恩格斯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分析了起义前的具体社会政治状况，着重分析了各阶级、各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对待起义的态度，在起义过程中又分析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动态，最后指出经过起义哪些阶级、阶层占了便宜和哪些阶级、阶层吃了亏。于是我就萌动了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唐末农民战争的念头。”尔后在具体研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时说：“只有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在阶级阵线上明确，哪些阶级是农民起义的动力，哪些阶级是农民斗争的对象，哪些阶级处于中间状态。不同的阶级地位不但决定各阶级、各阶层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也能说明他们在阶级大搏斗中为什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斗争方式。”[1](p19)他指出：“地主阶级内部大致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两个阶层。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绝对的土地数量，作为划分这两个阶层的精确标准。这种划分更多地是从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的。”也就是说，胡如雷是将有无政治特权作为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他认为有政治特权的地主即属于大地主阶层，其中包括官僚地主(含世代相承的名门大族，即门阀士族)、权豪地主(含宦官集团)和僧侣地主。没有政治特权的地主即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商人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既同大地主有矛盾，又同农民阶级有矛盾，实际处于中间阶层地位。对于农民阶级，胡如雷说：“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不能在农民阶级内部再划分为中农和贫农，只能划分为自耕农和佃农。”[1](p29)其中自耕农有小块土地，但易于破产，沦为佃农。佃农则自己没有土地，完全靠佃耕地主土地为生。可见胡如雷在划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时，是以占有土地多少，并是否亲自耕种为主要标准；在划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时，是以是否享有政治特权作为主要标准；而在划分农民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时，则是以是否占有私有土地为主要标准。也就是说，胡如雷在划分唐代的阶级与阶层时，同时使用了经济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判定标准，
为什么不用统一的标准呢?或者说，为什么在划分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与中小地主这两个阶层时不用统一的经济标准呢?胡如雷的解释是：“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绝对的土地数量，作为划分这两个阶层的精确标准。这种划分更多地是从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的。”应该承认，胡如雷的这种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魏晋以来，地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即特权地主阶层(大地主)与一般地主阶层(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朝。因此，以是否拥有政治特权作为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主要划分标准，更能凸显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也更能深刻认识当时的历史实际。
在胡如雷的论著中，使用过不少与阶级或阶层有关的词汇。今以其所著《隋唐政治史论集》为例，即有“门阀”、“豪强”、“世族”(第3页)，“门阀士族”、“富商大贾”(第4页)，“豪强世族”(第6页)，“豪强门阀地主”(第19页)，“大族”、“豪族”(第100页)，“小地主、小土豪”(第103页)，“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第160页)，“剥削阶级”(第192页)，“地主集团”(第250页)，“士族门阀”、“非士族的地主”、“皇族、功臣、贵戚及由此一大官僚贵族集团”、“士庶”(第251页)，“新兴的大官僚贵族”、“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中小地主”(第252页)，“新兴地主集团”、“大官僚贵族集团”、“一般地主”(第253页)，“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第335页)，“公卿地主”、“中小地主”、“地方豪强大地主”(第340页)，“宦官集团”、“商贾阶层”(第367页)，“庶族地主阶层”(第369页)，等等，达数十种之多。仔细分析这些词汇后可以看出，在胡如雷的心目中，还是按照有无政治特权的主要标准，而将地主阶级分为两大阶层的。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层，有“门阀”、“世族”、“门阀士族”、“豪强门阀地主”、“大族”、“大官僚贵族集团”、“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公卿显官集团”、“公卿地主”等多种称谓；无政治特权的中小地主阶层，则有“小地主、小土豪”，“非士族的地主”、“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阶层”、“庶族地主阶层”等多种称谓。胡如雷正是主要用这种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来研究唐代的政治史、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
不过，在我们仔细研读了胡如雷的全部论著之后，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思想的解放，也使胡如雷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关于阶层的代表人物问题
魏晋隋唐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的士族与庶族两大阶层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一向为治史者所重视。因此，将当时的政治斗争纳入士庶之争的框架内，并找出各自的代表人物，曾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中占主流的思维模式。
胡如雷也不例外。在其处女作《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他就认为武则天是新兴地主集团(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而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是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士族地主)的政治代表，武则天打击长孙无忌与李唐宗室大臣，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两大阶层之间的政治斗争。
20世纪90年代之后，胡如雷对自己当年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在《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武则天本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和自觉的阶层意识，也不具备以阶级或阶层划线的概念”，“武则天思想上存在的实际是一条实用主义原则，只要能为我所用，肯替她效犬马之劳，士族也好，庶族也好，贵族官僚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会受到奖拔和重用；她思想上根本没有一条对士族、显贵一律排摈的用人路线。”[2](p266)也就是说，武则天既不代表中小地主，也不代表大官僚贵族，即不能将武则天视为地主阶级中某一特定阶层的政治代表。
胡如雷否定了武则天的阶层代表问题，反映了他对唐代社会中阶级与阶层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样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对宦官集团的认识上，他在《唐代的宦官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者吗?》中指出，宦官所统领的神策军中有很多人出自商贾，宦官也接受商贾的贿赂。但宦官集团也侵犯商贾的利益，如利用“宫市”来抢夺商人财物，在北军置狱“罗织城内富人”，以没其家产，等等。因此，不能把宦官集团看成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2](p368)。
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后期的胡如雷，对于某某人或某某势力是某某阶级或阶层的代表的说法，持有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十分正确的。
二、关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层次划分问题
胡如雷同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一样，是将地主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士族)与中小地主(庶族)两大阶层的，并以此来说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胡如雷自己就将“武周革命”说成是以武则天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集团(庶族地主)对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士族地主)的政治斗争。
胡如雷在研究牛李党争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牛、李两党对藩帅的自擅和叛乱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呢?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间利益的冲突。根据唐代后期的具体社会状况，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是不妥当的，应当划分为如下三个阶层：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即将原来的大地主阶层又进一步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和“地方豪强大地主”等两个阶层，并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牛党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在具体解释牛李党争时，胡如雷认为：“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尽管企图摧抑藩帅，却深感自己势单力薄，难以独力为功。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主虽然对节度使、豪强大地主深恶痛绝，但也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公卿显官集团就和中小地主阶层在反藩镇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大概就是这种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主张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常常到中小地主阶层去寻找力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唐代后期的情况也不例外。”这种观点是对学界长期存在的“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传统看法的有力挑战，颇具启发意义。
三、关于运用“集团”概念的问题
“集团”，是指为一定目的而组成的共同行动的团体。“集团”可以由单一阶层的人员所组成，也可以由单一阶级的人员所组成，还可以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员混合而成。较早运用“集团”这一概念来研究历史的当属陈寅恪。他首创了“关陇集团”的概念，用以说明西魏、北周及隋唐统治阶级的变迁升降问题，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又提出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概念，用以研究唐初百余年历史的发展变化。显然，“关陇集团”说，是就地缘乡情关系而言的；“婚姻集团”说，是就血缘亲情关系而言的。
胡如雷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运用过“集团”的概念来研究“武周革命”问题。他提出了“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和“新兴地主集团”两个概念，用以说明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不过，与陈寅恪不同的是，胡如雷所说的“集团”是由单一阶层的人员所组成，即与“阶层”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胡如雷所说的“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就等同于“大官僚贵族地主阶层”(或称士族地主阶层)；“新兴地主集团”，就等同于“新兴地主阶层”(或称庶族地主阶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胡如雷主要是直接运用“阶级”或“阶层”的概念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于是，“集团”这一提法就罕见于他的论著之中了。
胡如雷在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过程中，除了感到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等两个阶层是不够妥当的之外，有时又感到即使把地主阶级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等三个阶层，仍不能圆满地诠释所有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重新运用“集团”这个概念来研究历史问题。
他在1991年发表的《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一文中指出，杨坚在图谋篡夺北周政权时，就不断拉拢党羽，培植私人势力，组成了包括郑译、刘防、柳裘、韦謩、皇甫绩、柳昂、长孙平、崔仲方、宇文忻、杨尚希、杨弘、杨素等人在内的一个政治集团[2](p70)。这里之所以只称作“集团”，而不冠以士族或庶族名号，是因为其成员分布于各个阶层，不便以某个阶层名之。
另外，胡如雷在研究隋末农民战争中，又运用了“势力”这一概念。如他在《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隋唐之际，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其中既有农民起义军，又有地主武装[3](p214)。还特别提出了“王世充势力”的概念，以与东都内的元文都、卢楚等文官势力相区别，并进而分析东都的内讧及郑政权的建立。显然，胡如雷这里所说的“势力”与“集团”并无多大区别，即均非由单一阶级或阶层组成的，“武装势力”可以类同于“武装集团”，“王世充势力”可以类同于“王世充集团”。
以上列举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及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胡如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的提高，这是就其内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把自己运用理论研究历史的经历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把经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论著、每一个结论都看成是讲普遍规律的，认为其中的每一个论断、每句话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从而犯了幼稚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移植结论的错误。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二个阶段是“把注意点转移到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方面来”，“在思想上开了窍”，“感到茅塞顿开”，“于是在学习理论和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上述胡如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第二个阶段学习理论的方法及运用理论的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使他能够主动纠正自己，与时俱进。
其二是客观环境、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其外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以我之见，不但古人有历史局限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人物有历史局限性，任何时代的人也都有局限性，概莫能外。”“即令我们今天的人，也还会由于历史环境的制约而存在局限性。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回顾我们今天史学家的论著时，同样还会发现既有贡献，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和片面之处。这并不是对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进行‘苛求’，而是无情的客观事实。比前人有创新，比后人有不足，最幸运的人物也只能处于这样的历史地位。”[2](p198)
这段话对于胡如雷自己而言，也是完全适用的。建国后不久，极左盛行一时，“唯成分论”、教条主义泛滥成灾，陈寅恪运用地缘、血缘、种族文化等观点研究历史的方法被当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大肆批判；胡如雷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研究历史，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禁锢被祛除了，陈寅恪的历史地位恢复了，西方各种新思想也纷纷传入，在这种气氛下，胡如雷重新审视过去的观点，重新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自然会有新的体会和认识。
总之，胡如雷的变化既是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也是他思想解放，多方吸纳新思想、新方法的结果。作为一位知名的史学家，能主动解剖自己，纠正自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也是胡如雷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应该继承胡如雷通过分析阶级、阶层或社会基础来研究政治事件的方法，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斗争，应该对各阶级、阶层、集团进行更科学的界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阶级与阶层分析的方法运用得更好，以更准确地揭示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真相。这也是胡如雷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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