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学的走向科学和社会科学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论文
“作为认识的历史是什么?”和“作为实在过程的历史是什么?”这两类问题是每一位研究历史理论的人首先而对的，也是每一位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努力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几乎是每位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甚至到今天仍有这样的历史学家存在。 卡尔认为之所以英美史学界乐此不疲的讨论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其主要症结在于“是英语一个古怪现象”。但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科学”的定义却是“科学乃吾人与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之有系统的知识也”。因此德语可以将“科学”一词安放在一切学科，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抑或“历史科学”，但若将英语含义的“科学”用在前而所提的学科前，严格意义上都是不确切的。无论原因如何，历史是否科学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硝烟不断，并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即使在德国，人们也在为此争论不休”。
本文旨在通过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这三类观点简单描述，勾勒出历史学在西方史学中的大体性质和定位。
一、科学的历史学
“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4}bo1g.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对历史学走向独立、崇尚考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林伍德曾揭示了历史学与科学这一深刻的联系:近代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它们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荫蔽之下成长起来的。" 19在那样的时代，各种学科竞相模仿科学，以此形成“权威”的话语权。单以历史而言，历史学应该同科学一样，能够严格地证实、严肃地推理其根源及严谨地归纳规律。
作为历史学科的创始人①，“科学的历史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德国历史学家，1795-1886年)，他在《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即《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或《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年)加的序言中说:“历史一向被赋予判断过去并为未来世代的利益而教诲现在这种职能，本书不足求如此高尚的职能，它仅仅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史学占支配地位的并非孔德的实证主义，而是兰克模式的史学，兰克模式几乎成为当时历史学家所共同遵守的范式。虽然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追求有如“自然科学”般的历史学，但是“科学”的历史学和古老的历史著作之间的鸿沟并不如当时历史学家想象中那么深。“科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之中并非没有想象，而古老的历史著作也并非不是在重建过去之中寻找真理。无论是从兰克开始的“科学”的历史学，还是从修昔底德开始的传统历史著作都有三项共同的前提:"他们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Correspon-da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他们都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要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他们是按照一种一维的(one-dimensional)、历时的(diachronical)的时间观念在运作的，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 “这些有关真实性、意图性和时间序列的前提从修昔底德到兰克，甚至到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都未改变，全部贯穿于历史著作的结构当中。
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
到20世纪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理念，他们中许多称自己为“新史学”。其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计量史学成为某种意义上与“旧史学”历史学派相对立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主要代表。这份挑选仅仅代表了当时历史著作的一小部分，然而却反映了20世纪历史学思想的几种重要样板。“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科学概念不同于历史主义，后者的科学意味着追求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人文科学，而前者的科学则贯穿史料批判、史料解释和历史书写各个环节，属于一种分析的而非叙述的史学”所有上述三种研究路数都力图以不同的方式使历史研究更加紧密地把自然科学当做范本。
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的新形式强调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历程，但同时它们与古老的历史学都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反对实证主义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混同，而且进一步认为历史学也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应该拥有一套自己的研究体系及框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这正是汤普森于1966年发表的论文名称《History from Below》“具体的说就是把群众看作历史过程基本的和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不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领域都作为一支基本力量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创造”。即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活动的发展演变，是引起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结构兴衰更替的最终根源。他们同时扩大了阶级的内涵，并且反对基础一上层结构决定论，认为该模式极易演化成忽视非经济因素的机械的或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勇于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长处，同时自觉抵制使历史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保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特色，重视对“人”的研究，而他们有关社会史方而的著作，无论在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方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稍早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并互相影响的极其重要的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同样反对实证主义。一般史学界将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创刊作为年鉴学派成立的标志。年鉴学派的诞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历史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件，而且它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的范围，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中写道，“但是西方人和国家都不像在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②;i。时至今日， 计量史学方法有其独特的贡献，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指出:“第一，有助于历史研究摆脱单一的定性分析。第二，有助于解释普通群众的历史作用和群体活动的特征。第三，有助于历史研究者充分发挥和利用以往被忽视与埋没的历史资料。应该提出的是，数据化并不能使历史更加“科学”，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并不只是技术性问题，同时与历史观有关。美国的计量史学最大优势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其最大问题也是如此。因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毕竟不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学科，所以说，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导致了当代美国史学的新危机。当他们意识到这个危机，于是强调历史学拥有不同于其他科学的自主性。作为美国计量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福尔格明确否认计量方法可以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综合记述历史整体才是史学家的根本任务。他们认识到一方而历史学只有充分吸取一切其他学科的优点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另一方而，历史学只有坚持自主性才能在众多的学科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三、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
伊格尔斯在他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截比于2}世纪70年代的初期，当时对于历史学作为基于经验的与分析的社会科学之上的一门高度技术化的学术的可能性，有着很大的信心。‘年鉴派’历史学家们、计量历史学家们、都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自从兰克以来历史学家们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了历史学的伟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种狭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随之越来越多的问题变得日益明显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已经极大的动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二十世纪的哲学迷恋语言现象”。“语言学转向”被一些学者以描述历史学领域所发生的范式转变:从原来的历史解释转向为对在创造历史意义过程语言作用的强调。一般认为，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美国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认为历史“即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
从诊释学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认为历史是文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历史是话语或被认为是叙事。而这场转向的核心成分就在于承认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他们否认历史是科学也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他们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把历史写作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起来，重新引入修辞学，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分四种方式:罗曼司、喜剧、悲剧和讽刺。这样历史仅仅是一种叙述或情节化，各种叙述方式具有同等价值。可以说，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原则，把历史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因此只能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崇尚文本性，作者在作品完成时便宣告死亡，读者可以自由的解释文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具有话语的权威。整个阅读过程是平等的，没有一方能宣称他最懂文本的意思。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中包含许多有见解的观点，但同时伊格尔斯也指出:“它们不仅取消了介于历史话语(它总是包含有虚构的成分的)和小说(它大多都是想要解说现实的)只见那条大家公认的流动界限，而且还取消了介于真诚的学术与宣传之间的那条界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布鲁斯·桑顿更是痛斥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稚气、平庸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虽然来势汹汹，但却并没有像兰克学派和年鉴学派那样促使历史学大转向，而且近几年的影响更不如前。
四、结语
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虽然有着时间上的顺承关系，但是并非后者代替前者的关系，进一步地说这三种观点现在是同时存在的。科学的历史学现在已经被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背弃，而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是又是新兴的观点，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才是现今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持的态度。但即便历史学在很大程度是被视为一种科学，也仅仅是德语那种，只是一套有序的知识体系而已。
我们身处在全由“科学”组建的“机械之城”，是一个事事讲求“科学”的病态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科学”的才是进步的、向前的，其余皆是落后的、愚昧的。而为了获得更多“权威”的话语权，历史学也搭上“科学”的顺风车。在兰克那个科学和艺术都不发达的时代，历史既占据了物理学的“科学”又占据了文学的“艺术”，一时瑜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艺术的形式却来越多样，历史那种枯燥且越来越专业化的语言被艺术所抛弃，这时正值社会科学的崛起，历史摇身一变，竟成了“社会科学”的领头羊。历史不仅成为了“社会科学”同时又想与其他“社会科学”保持距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必然会被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容。而攻击历史学最为痛彻的便是“后现代主义”—它几乎攻击完所有学科最后才注意到了历史学。而后现代主义对实际的历史研究作用似乎并不如它的攻击那样有效，因此传统史学家便视其而不见。
历史学并不能用来预测未来，事实上，部分科学也无法预测未来，如地质学。英语中所谓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的差异恐怕并不比历史同科学的小，不过追求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在催生新方法和新技术上，还是有益的。而正是这种益处，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在历史学的复杂地位，究其原因，历史学能够极大包容其他学科，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改进自我，参考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新技术，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需大力鼓励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自身的异化和其他学科的不满渐渐涌起。故而，一方而历史学要不断交叉其他学科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另一方而又要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不能为其他学科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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