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税制变迁类型研究论文

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税制变迁类型研究论文

　　笔者认为，这种以政府是否通过颁布法令的方式参与制度变迁作为“强制性”的分界，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强制的理解比较含混：一是没有政府直接介入(以颁布法令的方式)的制度变迁就一定是非强制性的?换句话说，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就只有一种形式——政府以法令的方式介入?二是非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即是“自发性”的变迁?即在自发和强制之间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制度变迁?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自发性”，到底是指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行其是，还是包括没有政府“以法令的方式”介入的所有的行为，如行为人之间的协定性制度或非制度行为，以及旨在推动制度变迁的有组织的行为，同时还包括以非政府的第三方为约束者的行为。

　　为了避免简单划分政府、强制等引起的混乱，在分析中，从税制变迁的过程和税制变迁所引起的结果的角度，将税制变迁分为四种类型，即：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改变收入分配状态的税制变迁;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税制变迁;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降低的税制变迁。

　　一、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

　　(一)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的基本界定

　　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是指税制变迁在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发生改变，从而毫无争议地提高生产效率，即达到帕累托效率改进。

　　“侵占”产权收益的税收，其制度变迁如何引致社会财富毫无争议地增加?其间的衍生过程是：通过税制变迁，使相应的制度安排发生变化，并通过对产权界定的进一步明晰，以及做出有益于产权激励的界定而提高产权收益。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使各种产权主体在税制变迁中的生产效率均得以提高。也就是说，这一类税制变迁在使社会总所得提高的同时，社会中所有利益主体的收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

　　随着税制的变迁，产权收益得以提高，生产可能性曲线从S1→S2，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社会生产的均衡点从Q1→Q2，Q2点比Q1点生产更多的A商品和B商品，社会整体所得提高。S1向S2的移动可能是平移，可能是以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横轴或纵轴的交点为中心旋转，也可能是向右上方的不规则移动。这取决于税制所引致的产权界定和结构优化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水平和结构。但无论如何，Q2点比Q1点生产更多的产品，这是这一类税制变迁的特征。

　　(二)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的现实演进和诱因分析

　　直观地看，税制变迁所引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便是以轻税替代重税，因而产权激励递增，导致生产效率提高。进一步分析会涉及比较复杂的过程，也不仅仅是税收负担减轻的问题。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税制从一种受到广泛置疑的状态演变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并不伴随税负的减轻，甚至还可能增加)。这样的税制变迁也能提高产权激励，从而提高社会总所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演进中，轻税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在理想状态下，税制变迁引致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诱因无非有三个：第一，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变化，税收制度变迁将资源从相对稀缺的领域诱向稀缺程度较低的领域，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在资源相对稀缺性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税制变迁，使产权结构被导向更优的状态，从而提高产权激励，生产效率提高;第三，政府经由税制变迁，负担起那些对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所必需，而个人难以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二、改变收入分配状态的税制变迁

　　税制变迁对收入分配状态的改变不是源于资源相对稀缺性的改变，而是社会福利函数的改变。也就是说，标准的(或者说理想化的)收入分配状态的改变，是指收入分配从A状态向B状态演变，A、B均为交换中的富有效率的点，均是帕累托最优点，即没有任何与价值判断无关的方法可以辩明A和B决定的状态孰优孰劣。税制变迁所引致的这种改变即为对收入分配的改变。这类税制变迁则称为改变收入分配状态的税制变迁。假设A状态为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状态，B状态为收入差距较小的状态，如图2：A和B均是富有效率的点。0点是富人在图中的原点，而O‘点是穷人在图中的原点，显然从A点到B点，穷人的福利增进，而富人的福利减少。在A点，除非社会偏好穷人和富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否则，无法断定收入分配状态从A→B变化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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