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前言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考察了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动向，指出其具有低增长、不平等扩大这两个特征。在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界经济进一步两极分化，而且80年代之前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有了扩大。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可通过收入（利润）的集中·高储蓄·高投资这一过程带来高增长及其成果的均分这样一种乐观论调相反，现实是造成了低增长和不平等的扩大。如此看来，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及其发展状况并不可喜。
因此，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993年）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冲击也是可以理解的。该报告将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称为“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High-Perfoming Asian Economies)，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特征，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但是，在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和转而采取外汇管理浮动制所引致的波及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危机”这一背景下，已有人认为“奇迹”已经结束。
这样，现在便有了重新考察世界银行报告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好机会。
一、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
首先来看看世界银行报告的主张。如前所述，该报告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两大特征。该报告还列举了人力资本及实物资本的积累和如此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有效分配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两点作为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从上述意义来看，关于东亚经济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奇迹。东亚经济只不过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更有效地利用了成功所必需的基本机能”，正如世界银行总裁L·T·普雷斯顿所述，该报告所设定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东亚经济的成功与政府的关系，换言之，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根据该报告，关于东亚的高增长与政策的关系，有两个代表性见解。一个是查尔斯·沃尔夫和爱德华德·臣等所代表的新古典派的见解，另一个是阿里斯·阿姆斯登和罗伯特·韦德等的“修正主义”的见解。前者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政府将市场机能摆在第一位，实施了发挥该机能所必需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另外进行政策介入。后者则主张东亚的经济成功与新古典派的模式完全不相符，而更符合政府以决定性的方法诱导市场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该报告认为上述两个见解都没能充分地说明东亚经济的成功，因此排除了这两个见解，而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3年版）所提出的“亲市场的方法”(market-friendly approach)。“亲市场的方法”认为，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发挥4个作用（确保充分的人力投资、为私营企业提供竞争环境、为国际贸易维持开放的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超出这些作用，政府干预可能会带来害处而非益处。该报告将这种亲市场的方法适用于东亚，新开发了“用于成长的机能性方法”的框架。带来人称东亚经济奇迹的“结果”（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的是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②资源的有效分配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成长机能”。弄清①基本政策和②选择性干预这两个“政策选择方案”对这种“成长机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才是该报告所要致力的研究课题。这就是附有“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这一副标题的理由。
作为东亚的经验教训，该报告总结道：①就东亚经济来看，应该说它们正确地实施了以稳定的宏观经济为主的基本政策。如果没有这种基本政策，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基础，生产率也不会提高；②无论东亚的选择性干预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是否明朗，都在限制成本这一明确的范围内实施了该政策。并认为在东亚最重视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可能危害这种政策的政府干预或要改变、或已被放弃。最后考察了干预政策是否成功、东亚的干预政策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其结论是：①特定产业的振兴政策一般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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