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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外出打工对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论文
一、引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区域外出务工，“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模式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根据最新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末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达13181万人，其中一半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国家统计局，2008）。而在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占了绝大部分比例。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农民工往往很难解决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问题。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只能选择将子女留在农村，由未外出打工的其他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等代为照料，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数量的继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还可能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开展了大量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及相关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大多从教育学或社会学等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我们尚未见到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此类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大多仅简单描述农村留守儿童相关状况，缺乏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影响的严格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内相关研究往往只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很少考虑到其正面作用，比如外出父母寄回的汇款可能会使得留守子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及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等。
就我们所知，虽然有少量文献（Rozelle等，1999；Taylor，2003）就农民工汇款对农村留守家庭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但它们主要考察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家庭农业生产的作用，并没有涉及中国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随机问卷调查，其中专门设计了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专题。本文将利用该数据来考察农村家庭父母外出务工和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之间及不同学习阶段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与其它类似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
（1）对父母外出务工给留守子女教育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而不只是简单的描述。
（2）除了考察外出务工父母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外，本文还将首次着重研究农民工汇款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劳动力迁移与移民汇款理论的内容。
（3）本文所利用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大规模调研数据，其中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设计了多项调查内容，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们调研数据，并提供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相关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第三部分对本文所用到的实证模型加以说明；第四部分讨论模型实证结果，包括父母外出务工对不同性别和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随机问卷调查。我们选择了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北京、南京、广州和兰州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入地和外出务工劳动力较多的安徽毫州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地进行调研。其中，北京、南京和广州是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城市，兰州为西部地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而处于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毫州市是典型的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输出地，2005年外出务工人质约60万人，超过全市总人口的10%。本次调查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调查人员现场协助及督促被调查者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有效问卷。在4967份有效问卷中，北京1327份，南京1092份，广州1164份，兰州1015份，毫州369份。这些样本分布于除西藏之外的全国其它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约占75%。在总共4967个有效样本中，70.3%的农民工为跨省流动，29.7%为省内流动。
在我们的问卷调研中，除了外出务工父母的详细信息外，对于那些留守家庭，我们还详细询问了留守子女的年龄、性别、学习阶段、父母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评价以及为什么不将子女带到务工地去上学的原因等。另外，我们的问题项中还包括监护人的类型、年龄、文化程度等。
（二）农村留守儿童。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相关调研活动，但绝大多数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仅仅关注特定地区的当地情况，并没有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规模情况进行估计。即使是关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估计，也由于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及估计方法不同，从而使得相关研究的估计结果相差较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2004；周福林、段成荣，2006）。不过，大多数研究均认为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庞大，全国的农村留守儿童数应在千万数量级以上（罗国芬，2006）。
其中，全国妇联（2008）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儿童总体规模的估计可能是最新的全国性权威数据。由于该数据包括了6岁以下的非学龄儿童和15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因此如果我们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到本乡镇以外务工，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6至15岁学龄儿童”，那么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应在3000万左右。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集中于劳动力输出较多的中西部省份，如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和贵州，以及省内劳动力流动较多的少数东部沿海省份，如广东和江苏。其中，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最多的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等6个省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量的比例超过一半，达到52%。在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男孩占53.71%，女孩占46.29%，这也与当地儿童的性别比相一致（全国妇联，2008）。
为了较为合理地估计父母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我们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且外出打工年限在一年以上，留守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的6至15岁儿童”。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农村留守儿童为946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0.76岁，其中，留守男童与留守女童分别占59.06%和40.94%，上“学前班”、“小学”、“初中”、“初中以上”以及“未上学”的比例分别为5.60%、67.12%、24.84%、1.90%与0.53%，在校率达到99.47%。为了更好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及汇款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去掉那部分失学的留守儿童样本及父母没有对其学习成绩给出评价的留守儿童样本（占2.11%），因此我们的最终样本数为92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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