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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摘要】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局势动荡，政权频繁交替并立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促成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产生。在民初的新闻教育中，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闻教育思想，促进了当时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以后的新闻教育也有启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结合当前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探讨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如今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关键词】民国初年；新闻教育思想；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启示
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保障言论自由条款的法令，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等。这些法令的颁布为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新闻业在其保护下，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报界的黄金时代”。1912年4月以后，中国相继经历袁世凯统治和南北军阀执政时期，政治形势混乱。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大众需要及时了解包括各党派政治斗争的各类信息，政治新闻的采写受到报社的重视。党派也需要报纸对民众进行符合其利益的舆论引导，这都促使了新闻记者采写能力的提高，因此，一批名记者适时脱颖而出，新闻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闻学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导师由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徐宝璜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之一，第一个在大学里讲授新闻学课程，自撰了中国人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成为民初新闻学界的泰斗。［1］邵飘萍到研究会演讲时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他们作为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新闻理想的名记者，他们的新闻教育实践活动，成就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促进了新闻教育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高等新闻教育奠基时期，以上海和北京为主要基地，全国许多高校都开始筹办或建立新闻学系科，1925年前后，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从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与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邵飘萍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共同开创了我国新闻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
作为中国较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为新闻教育的酝酿、诞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由新闻教育实践产生的新闻教育思想，是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发端，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或者应用于当今，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以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为文本，探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关于民国初年新闻教育思想的要点
（一）新闻学教育开展的必要性。徐宝璜和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都认为新闻业与社会、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我国的新闻业较西方的新闻业简陋，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协助蔡元培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诞生，为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宝璜在《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写道：“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者，多所怀疑，对其议论，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自各国民权发达以来，国内大事，多视舆论为转移，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如是新闻纸之势力，益不可侮矣。美国各著名大学，近均设立新闻学专科，传输相当之知识，养成相当之人才，即因有见于斯学之非常重要也。”［2］故他认为，报纸所刊登的报道对教育民众和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作用，开设新闻学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人才，使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邵飘萍倡导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邵飘萍提到：“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者，犹属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殆可谓当然者也。若夫我国，则新闻之业，简陋特甚。因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上诸事之设备，有互相为用之势。”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闻学撮要》中，戈公振认为记者的职业，并不是特别天生的。当然理论知识要实地去补充，但是大学教育能补充实地知识，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记者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倘使我们把报纸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那么记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见就够了，大学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们认为报纸是于群众有贡献，那么在大学教育内养成有综括的知识而无偏见的记者，方可以尽这种责任。”［3］
（二）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的重要性。邵飘萍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提到：“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专门，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则庶几乎可与世界名记者相伯仲矣。”［4］其认为新闻从业者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本身，就必须了解国情，学习新闻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打破当时外国对中国的新闻垄断，满足民众对国际新闻的需求，需要新闻记者掌握一两门外语能够胜任国际采访，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公众服务。
（三）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都是超前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提出，新闻学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方法。“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故报纸之知识，乃国民所应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5］
（四）强调“学”与“术”的结合。新闻属于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开展新闻学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位新闻教育工作者提出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时，都指出理论要联系实践。
邵飘萍讲课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清晰的头脑和警觉的耳目网罗世间事物的变化。
徐宝璜新闻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脱离他一直强调的一个前提，即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徐宝璜认为在新闻学教育的过程中，应将新闻知识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去。他在《中国报纸之将来》的主题演讲中曾提到：“殷切希望会员投身报界，为社会提供各种正确详细的消息。”这句话中包含了徐宝璜启示新闻学习者投身实践的勉励之心。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为了这本新闻学著作更加具有实用性和教育性，徐宝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闻教育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戈公振归纳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论加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6］
（五）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戈公振强调记者的责任，他认为：“记者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抑尤有进者，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他认为能够在报馆工作，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他强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张记者接受大学的教育。［7］
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难以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新闻学作为应用型学科，“能上手”是考核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均套用纯文科的体系。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单一的讲授，新闻理论教学一直占据着新闻教育的主要领地，实践性内容也采用理论的教导形式。［8］一些新闻教育单位虽与新闻媒体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但学生却因实习时间较短、实际操作的机会太少等因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锻炼。学生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就会感到实际与自己所学知识的不一致，面对工作无从下手，进而产生了是否有必要学习理论的质疑。
（二）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对外传播技能。新闻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新闻工作者既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成为“杂家”，同时还必须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新闻教育院校在课程安排上只设立专业课程，学生只能肤浅地了解其他知识，加之有些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差，使得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能满足受众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在从事新闻专题报道时感到力不从心。［9］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也要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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