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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建设在大众消费文化中突围
——访刘士林教授
刘士林，1966年生于河北曲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原创性理论成果有非主流美学、中国诗性文化与新道德主义。代表著作有《中国诗性文化》(1999，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1999，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2001)，《澄明美学——非主流之观察》(2002)，《新道德主义》(2002)，《苦难美学——关于精神生命的本体论阐释》(2004)等。主编有《文化中国·边缘话题》、《江南话语》、《诗性智慧丛书》、《中国人文叙事》等丛书。
大众消费文化是在全面败坏我们的文化胃口
问：对当代大众文化，当代学者持有不同的态度，您似乎持的是悲观态度，不知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当代文化市场的问题的确很多，这一点也是人们一直在关注与批评的，您如何看待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现状，您认为导致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我的意思是，要把中国物质生产方式的市场化与中国精神生产的市场化区别开。前者市场化有着充足理由，这是无须置疑的。而至于精神生产则应另当别论，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证明经济活动的规律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的合法性。而更多的例子则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扭曲、污染，以及它在当代精神世界中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对一个出身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文学者来说，如果对此麻木不仁，乃至于“与众同乐”，那当然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我批评当代文化比较多、而且很严厉的原因。比如我批评电视文化的“形象异化”、批评《新周刊》“城市魅力排行榜”是“话语阴谋”等。
在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中，革命的话语权无疑是西方大众消费文化叙事。有人很喜欢宣扬大众消费文化对各种压抑人性的传统力量的解构作用，我不这样看。我把大众消费文化称为“两M”文化，即“麦当娜”与“麦当劳”，前者在突出性欲的同时剥夺了人类两性之间的丰富关系，而后者则是用单一的“垃圾食品”取代了异常丰富的传统饮食文化，它们分别从“食”与“色”两方面破坏了人自身的再生产。如果说理论上的讨论过于繁琐，也可以把这个话题转换为：广大消费者的精神需要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满足？记得周作人当年写过一篇《北京的茶食》，他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尽管当代文化消费品在表面上丰富得过剩，但它决不等于说文化消费者已经吃到了“好点心”，乃至真正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要。我对当代文化消费品也有一个比喻，就是“大棚菜”与“饲料猪”。尽管很廉价、很丰富，“想吃就吃”，但它们与人们记忆中真正的艺术享受毫无共同之处，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注水猪肉”与“垃圾猪”之类的东西。而至于原因，我想主要有二：一是受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生产模式的影响，它的根本问题是以商品原则取代了艺术自身的生产规律。二是由于中国当代精神生产群体的素质，它的主流是“在市场中变坏了的小农”，他们只知道坑蒙拐骗地赚钱，对西方大众消费文化不仅没有任何批判能力，而且十分乐意与忠诚地充当二级批发商。结果就是文化的异化，对于消费主体来说，就是主体消费得越多，他用来从事消费的文化机能就越残缺不全。他在文化消费中不是肯定自身，而是否定自身，是全面地败坏着他的胃口，以及严重磨损着他从事精神创造与艺术享受的主体机能。这才是我们要批判它的根源。
玩文化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游戏
问：大众消费文化的档次不高乃至品味低俗，这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人的态度是，大众消费文化本身只是娱乐与休闲，目的无非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排遣一下内心的压抑与焦虑，因而不会产生什么大不了的后果。此外，我还注意到学术界的一种看法，就是不必对这种现状过于担忧，它的意思是说，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并且会随着大众消费文化本身的不断发展而得到解决，您觉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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