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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现象－－知识分子缘何成“短命阶层”
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更有2002年对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联合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有人根据他们辞世的年龄特点，总结出“49岁现象”。
近年来有不少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上个世纪80年代的“蒋筑英现象”又在知识分子身上重演。有资料显示：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4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
近年来英年早逝者就有：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小说家路遥、王小波，音乐家施光南，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
生活、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知识分子为何反而成了“短命分子”？有关人士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健康监控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迫在眉睫。
脑子24小时运转：知识分子为工作透支生命
24岁的杨先生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体形很瘦，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随身背着一个硕大的电脑包，一看就是典型的IT青年。“做我们这行特别费脑子，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最多做10年就不能再做了。”他说。
目前，杨先生已经做了近3年。最初是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IT公司，那时候杨先生住在东直门，由于路上要花费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6：30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就往公司赶。“工作压力很大。”杨先生说，“主要是因为目前软件工程管理方面不完善，进度不易控制。比如说，预计一个项目可以在一星期内完成，而事实上编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为了赶时间就必须加班加点，保证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要负相关责任。”
为了赶进度，杨先生平均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甚至会在12点以后下班，极累的时候干脆就不回去，趴在办公桌上睡，睡醒了接着干。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的晚饭通常是“随便乱吃点”。由于周六、日中总有一天用来加班，杨先生基本上没有锻炼身体的计划。
“去年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特别差，整天都没有精神，就是困。”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辞职了。目前杨先生在另外一家压力相对较小的公司继续着自己的程序员生涯。
新闻工作者张先生目前就职于北京某家都市类报纸，在张先生所在的报社，每个记者每月要完成1万余字的稿子。为了给读者提供及时鲜活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奔波在获取第一新闻的路上。
记者采访时张先生刚从医院看病回来。“干这个职业就怕生病。”张先生说，“发烧好几天了，还得天天出门采访，跟人打交道还要表现出愉悦、兴奋的样子。”三天前，发着低烧的张先生为参加一个博览会7点钟起床，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赶到会场，一直采访到中午12点，累得连吃午饭的胃口都没有。
由于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采访，这导致记者的生活十分不规律，甚至一日三餐都无法按时。“我们是日报，采访回来必须马上写稿子，写完才能放心吃饭。”张先生说。记者熬夜写稿也是常事，张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点钟到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上大学时，张先生经常光顾健身房，现在，张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健身了，偶尔做几个俯卧撑当做锻炼。
宗先生则就职于紫竹桥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公关行业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要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学会对时间的分配和对心理的调节。”宗先生说。
公关行业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时间必须得跟着客户走，所以不能按时下班是常事，加班也是常事。“每个周末都会有人加班，身边的人全都处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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