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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下)
转型期社会的教育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是：由于社会博弈难以达到均衡格局，故对教育的各种投入的预期难以达到均衡。例如，人们对‘小学老师’的（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而言的）收入水平沿时间的增长方案的预期是高度不确定的，而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小学老师（经济学意义的）理性的时间配置方案－－－即时间在学校、个别学生及其家庭、自己的家庭、其它职业、个人消费活动、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个人的精神发展（教堂、恋爱、审美活动）等等人生项目之间的最优配置，是高度不确定的。于是，小学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生产过程将表现出‘不连续性’：投入的间断性，突发性，不稳定性，等等（劳凯声，2000；宋晓梦，2000）。深层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这种‘不连续性’对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和道德发展可以产生灾难性影响。英国的”2000年教育基金“在递交给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中提出：应当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和财力物力资源用于初等教育，因为儿童心理发展和认知科学的成果要求最优的资源配置（投入的密集程度）从初等教育向高等教育逐级递减（Abbott，1998；The Education Trust 2000，2000）。这也是各国推行‘小规模班级’运动的理由之一（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0；ERIC，2000；《天津日报》，2000；HEROS，2000；Education World，2000a，2000b，2000c，2000d）。因此，教育过程的经济学问题必须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过程为背景，此即教育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四．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原则建议在论述了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后，似乎可以讨论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基本原则了。这些原则大致有三：contestability，accountability，publicity，依次展开如下。第一个原则（contestability）是‘竞争性原则’。这里我没有使用英文‘competition’，因为后者通常指‘市场竞争’，而'contestability‘自从1980年代被波墨尔（William Baumol）引入经济学领域后，不仅包含市场竞争，而且泛指在政府规范下的各种竞争方式。教育的目的，尤其是它的道德发展的目的，它的道德目的所涵盖的人文内容，往往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就可以提供给社会的，这也是教育的精英主义学派（elitism）得以立足的道理。但是由于政府能力的限制，由于上述的教育的诸投入方面所包含的不确定性，还由于政府官员出于私利而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完全不依赖市场力量的社会很难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事实上，在大规模公共教育制度兴起之前的漫长时期中，西方社会的教育主要是由市场提供的（Coulson，1999）。中国社会传统的教育方式，由于规模较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个性化‘的教育，当然，也基本上是’精英化‘的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方式难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随着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逐渐步入’转型期‘，这一教育方式便越来越难以适应资源高度稀缺的发展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目的了。代之而起的，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大规模公共教育方式。但是这种大规模教育仅仅适应了中央计划的人力资源配置要求，它无法突破上述的’政府能力限制‘、’各种要素投入的不确定性‘、’官员渎职行为‘所构成的困境。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实验的宝贵资源来自1920－1930年代和1980－1990年代这两个不长时段内涌现出来的各种民办教育方式。民办教育，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其最大的体制优势在于’竞争性‘。一个众所周知的自由市场学派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们反复论述过的基本原理是：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在人群中的分布越是离散，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越是要求自由竞争。换句话说，竞争是”少花钱，多办事“的最佳途径。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自由市场学派的看法是：自由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人的主动精神，从而实现每个人的健康发展。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的看法（汪丁丁，1998），令人惊讶地，这也是康德的看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竞争方式提供教育服务，要求教育机构具有盈利性质。不允许追求利润，就难以激发民办教育机构节约成本和提供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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