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之母福利特与女性思维方式的新转向管理学论文
摘要:被称为“管理学之母”的福利特与女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主张关系思维,批判那种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思维,这对解决传统女性主义发展中的思维瓶颈有着积极的启示。福利特为女性与男性,人与人,以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共存共荣带来了新思维。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利特;积极关联;新思维
福利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3),因其对管理思想先知先觉的阐发而被尊为“管理学之母”。她是第一次女权运动时期的幸运儿与弄潮儿。
作为“管理学之母”的福利特在女权运动如火如荼时期有何作为?为何后世女性主义者①寻求与福利特其人其思的积极关系?福利特其人其思对后世女性主义思潮有何深远影响?探讨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女性主义及其思想变迁的了解,又能展现福利特这位杰出女性的多向度魅力。基于此,本文从“管理学之母”福利特其人其思为切入点,以展现福利特与女性主义的密切关系。
一、“管理学之母”———福利特
福利特是谁?为何被尊为“管理学之母”?福利特生于美国内战结束之际的1868年。因各种机缘和自身的努力,她有幸成为美国第二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学生时代就完成政治哲学处女作《众议院议长》一书。当时美国政界名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此书评价为:国会议员的必读书。[1]176-7181898年大学毕业后,福利特致力于社区服务20载,在1918年完成《新国家》。②到1924年,又推出社会心理学原创性大作《创造性经验》,此书对自由、权力、能力、创造性经验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又有新创见。基于其对管理的不少真知灼见,此书出版后不久就受到诸多商界人士的赞誉,福利特为此而大受鼓舞。自1925年开始,福利特陆续接到关于管理类别的会议邀请,她也主动参加这样的咨询会、研讨会。后来,这些提交会议的文稿被其追随者收集整理后以《动态管理》(1941)与《协作与自由》(1949)为书名出版,对管理学界影响深远。
福利特其人其思被收入诸多管理思想史书。③著名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更是把其列为连接管理思想史中科学管理学派与人际关系学派的“桥梁”。[2]447在20世纪60年代,Narendra K.Sethi称福利特为管理学界的思想先驱。[3]214Pauline Graham主编的《管理学先知———福利特》一书中,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更是从管理学、领导学等几大领域肯定了福利特的思想对管理学的贡献。管理思想家德鲁克更是撰写导言,并基于福利特对管理学原创性贡献称其为“管理学的先知”[4],此定位被管理学界很多人所认可并理学界广为传播。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福利特的管理思想研究高涨。
国内学人也开始关注福利特其人其思,福利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孙耀君等管理思想史学者引介到国内,有人称其为“管理学之母”。[5]27到2007年,福利特的管理学思想,才有了中文选集本[6],其思想研究还有待于开拓。从女性主义视角讨论福利特其人其思在中文视阈中更是少之又少。福利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大变革时期的杰出女性。若没有女权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福利特就很难接受高等教育,不能参加工作,更不能进入到管理领域并对其有原创性的贡献。福利特的社会经历和思想阐发也多与女权主义相关联,更有不同凡响的精辟阐述,而后世女性主义者也积极致力于福利特其人其思的研究。
二、福利特其人其思与女性主义
在相关讨论中,福利特思想研究者们认为,性别因素是福利特被遗忘的重要因素。在1994年Pauline Graham主编的福利特纪念文集中,就有不少人涉及这一主题。而其中一派,从反面讨论了女权主义、性别因素与福利特其人其思的消极关系。
例如,Camilla Stivers就专门以这一主题做过研究,较系统地讨论了因为性别因素,致使福利特的思想被管理学界所忽视。[7]161-166这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福利特生前为何没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福利特逝后为何被遗忘。另外一派则认为,女性主义与福利特其人其思有积极关系。例如,Mary Ann Feldheim和John Kaag从比较视角来审视福利特与女性主义的积极关联[8]341-362[9]134-157,Elliot M.Fox专门论述福利特早年参加社会工作时特别关注妇女[10]520-529,同时特别强调她参加过当时的波士顿妇女联合会。AnsonSeers把福利特定位为妇女运动的先驱。[11]305-312当然把福利特与女性主义相关联研究最深入的要数Noel O’R.Morton and Stefanie A.Lindquist,此文的初衷就是以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福利特其人其思做先入为主的考察并试图证明福利特就是女性主义的先驱。她不仅仅是杰出女性,也不仅仅是一个为女权主义作出社会贡献的人,更主要的是为女性主义理论作出过探索性的贡献。当然,还有人在学位论文中专门把福利特的管理思想与女性主义相关联来研究。[12]这些研究对福利特其人其思与女性主义积极关系的相关讨论作出了积极尝试。
在宏观上看,福利特之所以能成为管理学之母,首先得益于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运动。在那个社会大背景下,福利特是一个幸运儿。在微观上看,福利特自接受教育以后就接连与当时的杰出女性有了良好的机缘关系,其成功受惠于这些杰出女性的指导。在上中学以至上大学以后,对其影响较深的.女性有Thompson Anna Boynton,据说她是美国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①福利特之所以对哲学感兴趣,并对其有较深入的体悟与Thompson的引导不无关系。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曾指认过,福利特的思想中有费希特哲学的倾向。他说,Thompso“n向福利特介绍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学派,尤其是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et)和乔治·黑格尔(GeorgHegel)的著作。”[2]346另外,与福利特关系密切的女性还有Isobel Briggs。由于福利特孑然一身,她与Briggs共同生活了30年。Briggs在物质与精神上给予了无私的奉献,大力支持福利特的社会工作和著书立说。福利特之所以成为波士顿的公众人物,跻身上流阶层也与Briggs的大力引荐不无关系。在1926年Briggs逝世后,福利特悲痛至极,或许也由于这个原因,福利特从那时开始(1925年以后)常常离开美国到英国巡回演讲。并接受英国女权主义者Katharine Furse的邀请到伦敦与其同住。福利特之所以在其生前能闻名于英伦,与包括KatharineFurse在内的英国友人的提携有关。可以说,福利特的成功得益于多位杰出女性的相助。
福利特在1898年毕业后旋即投身于社会工作,其工作直接与妇女、儿童相关。她大力推广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这其中也包括积极促进妇女接受成人教育。她还被选为波士顿妇女协会旗下一个项目部的负责人。[13]即她直接参与过妇女运动。其大背景正好在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时期。[14]15福利特首先是作为思想家成名的。作为思想家的福利特与女性主义有何关联?据说从1911开始到1917年,福利特接连在波士顿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15]586,就当时的妇女运动发表自己的意见。自1919年的《新国家》及以后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妇女问题。如,在其著述的叙事和举例中,男性与女性大多是并立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有时还单独以女性或妇女组织为话题,讨论妇女工作问题,如妇女最少工资制问题、妇女选举权问题和妇女成人教育问题。而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第二目标是“女性应不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第三目标是女性就业问题,尤其是已婚妇女的就业问题。[13]12-30福利特既受惠于斯,又为其推波助澜。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女性选举权问题有精辟见解。她认为,女权运动的本质不是妇女作为妇女应该有选票,而是妇女作为一个享有政治权利的一般公民,应该有选票。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不仅仅要强调其特殊性,更要强调其作为普通公民的共性。当时政治中的男性主导思维认为,妇女与儿童有其特殊性而不能不能充分履行其政治义务和承担其公民责任。福利特力主妇女与男性的共同点,从而直指政治中的男性主导思维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要害,指出其立论的致命处,使其不攻自破。
对于妇女如何积极争取权利,福利特喊出的口号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性。面对如何争取政治自由权,她曾说,“没有人能给予我们自由,除非我们能够为自己去争取自由。”[16]71这类话语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语录。①当然,福利特的思想中对后世女性主义有深刻影响的精辟言论不止这些。例如,她还对权力思想有新诠释,这有助于女性主义的开展,她主张“共在型”权力。②这与其对妇女问题的分析相一致。即妇女是作为一般政治责任主体而享有权力和权利的。权力和权利在男女面前是平等的,权力共在型思维可以为女性作为正当的权力主体做理论支援。这里不仅仅是为女权主义提供理念支撑,福利特的权力理念不失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具有现实操作性。因为在笔者看来,仅仅一味地强调女权,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性,甚至强调绝对的差异性,似乎在理论上占据优势。而当对其过分凸显时,也就孤立了女性,其最终后果可能更不利于女性权益的增进。而福利特从能否更切合实际地改善女性政治地位切入,从理论机理上佐证权力应是共使的(Power-with),而非压制型的(Power-over)。而压制型权力就是传统男权政治中的权力的本质特征。福利特主张合作型、共享型权力模式,既能为斗争行为寻找合理性,又能适当缓和男权与女权因纷争造成的过度紧张关系,使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福利特的理论对妇女运动具有建设性的一面。基于以上分析,福利特其生得益于女权视野的兴起,她本人的社会实践与思想阐发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女权事业。也许基于此,我们更能理解福利特为什么被收录于美利坚妇女名人录。[17]639以上是对福利特与女性主义的正向关系阐发,证明了福利特思想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它是有利于女权事业发展的积极因子。但笔者并没根据证明福利特本人就是女权主义者。③即福利特思想中确实有与女性主义的建设性关系。在笔者看来,与其说福利特站在鲜明的性别立场上来分析问题。倒不如说,她站在“中道”的立场分析问题。她在论说中主张男女并立,而且从其思想叙事的表征上可以看出,她不忽视女性,有时还强调女性,但并非刻意凸显,并没有刻意强调“她”。在一般表述中,没有过分彰显“She”、“Her”和“Woman”,她那时更没有所谓“Ms”。④她在书面文字和著书立说中对人的指称,一般用的是“Man”。⑤当然,并不能以此断定她主张男权,这只是当时的正常表述方式而已。这与女性主义中某些从“表征”体现“女性立场”[18]79,以至从“文化”内质[19]45上彰显女性主义者还是有些不同。在论述妇女运动时,她还明确说过,妇女运动过时的论调:她曾指认过,妇女运动仅仅属于19世纪,而非20世纪。[15]171当然,福利特这里的妇女运动,实际上仅仅指的是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妇女运动。她这样说,也许因为在1920年伊始美国确实已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妇女的政治权利。[13]19而且笔者必须交代,福利特在她那个女权运动高涨时期,并没有专文系统性地主张女权运动。福利特思想文本中的女权主义因子也是“寻”(Seek)出来的。这与穆勒这类拥有女权运动专著的思想家还是不同。[20]54即当我们追问福利特是地道的女权主义者吗?我们并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也不能说,福利特与女权主义无关联。只能得出福利特与女权主义有关联:可以从其人其思中寻到她与女权主义有关联的结论。
因为在福利特的思想中既有与女权主义的正向关系,也有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女权运动高涨时,福利特自己并没有明确指认过自己属于女权主义者阵营。福利特与女权主义的价值立场上定位在“中道”的立场上较妥帖。问题是这种中道立场为什么还能吸引后世那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去积极地阐发、传播福利特其人其思?其根由何在?福利特思想中到底有何魅力吸引着女性主义者?
三、从孤立的自我、他者到我们之我
①:福利特给女权主义的福音波伏娃的《第二性》是20世纪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扛鼎之作。在此书译者前言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译者着重强调了TheOthe(r他者),Alter(相异者)和Oth-ernes(s他性)三个相关联的重点词汇。译者认为,TheOthe(r他者)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的人”,而此词是理解《第二性》的关键。[21]4此词曾经是女性主义的现实写照,也是刻画女性主义哲学思维的“大事因缘”。
若《第二性》被称为女性主义者的圣经,这种定位成立的话,那此词代指的思想就可以称为女性主义的主流思维模式。它的主旨可以诠释为:以上指证除了在论述女性处于弱势以外,更试图凸显女性经历的“不同”,并试图利用各种理论来确证这种“不同”[22]268,以博取女性的警醒和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从波伏娃的The Other(他者)的特定含义入手,可以看出它是在揭示女性主义特定的The Other(他者)地位,其目的至少有以下两点:张扬其差异性;通过The Other(他者)形象的表征,试图凸显妇女的特定生存现状以唤起广大女性声张权力和权利的欲望。但这明显带有与男权斗争的价值主张,至少应保持与男权的差异性,以差异性确保其存在价值。这似乎可以称为女性主义的主流。即主张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当女性主张其主体自我时,在其眼中男性就成为他者,一种不同于自我的他者。这样不管谁主张自我意识,都易形成自我与他者各自孤立。反映在认识论上就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其实质仍是一种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认识论和价值哲学。若女性主义主张这种哲学,在笔者看来,其与男性哲学并无二质,只是因主体性别不同而所持的立场不同而已。其实质并没有逃出传统哲学的窠臼。进一步分析,若过分张扬差异性,反而会形成物极必反的后果。越主张差异性,其后果就越趋同一性。而问题是这与本文关注的中心话题有何关系?面对这种所谓主流的女性思维,也有某些女性主义者想突破这种所谓的主流:在正视女性与男性共存的前提下,寻求女性及其哲学发展之新的可能走向。这是那些致力于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女性主义者,积极寻求不同于强调那种自我与他者对立(实质上是一种孤立的自我思维模式)的理论质点的理论创新。
带着这种理论探寻精神,女性主义者中的先知先觉者积极寻找一切可能的理论支援。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女性主义者积极寻求女性主义与福利特的积极关联的学术研究倾向。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能谅解,为什么Noel O’R.Morton和Stefanie A.
Lindquist先入为主地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高度,指认福利特与其所认同的那种女性主义的积极关联,并指认福利特思想中有一种不同于强调他者思维的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倾向。基于此,这些研究者力图通过引入福利特的思想以突破那种孤立的自我意识的思维方式。这为女性主义思维的革新创造了一种可能。因为,相对于主张“他者”思维,Noel O’R.Morton和Stefanie A.Lindquist指认了福利特所强调的关系思维;相对于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模式,此文指认了福利特环形认识论(Recircle Response)[25]358,指认了福利特强调差异,但是在团体关系中讨论差异,目的是保持多样化的基础上整合差异。又因为福利特反对孤立的自我,不主张与他者处于对立关系中的自我,与此相对应,强调自我与他人首先处于社会关系之中[15]8,并且在其《新国家》中强调不同于孤立的自我的新的责任主体,主张从孤立自我到团体之我(我们之我)的转向。[15]70这种思维有利于克服那种所谓的主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对立的思维而造成的女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的过分紧张关系。当女权运动之初强调这种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不同甚至是对立有其现实实践意义。①因为,此对立主张反映了那种把被忽视或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及其意识凸现出来,但当女权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女性已有其立足之地,当女性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半边天”,已发展成为社会法理意义和现实社会中真正的“半边天”的时候,女权运动在发展,女性哲学也应适时有所变迁。
在此大背景下,已有不少女性主义者主张革新那种强调“他者”的思维方式,这种主张就有了合理性、合宜性。在笔者看来,这种主张更适应现实,立足女性立场,但不局限于女性视野而是放眼整个人类视野。对于人类来说,男性与女性都是人类(我们)中的一分子,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中如何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难题,是男性与女性都要面对的,要用“我们之我”(We-I),而非孤立的“自我之我”(Self-I)来思维。新女性主义不同于立基于他者思维的传统女性主义而主张我们之我的思维模式。主张女性与男性同呼吸共命运,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不仅仅是她与他的关系以及我与他的关系。它的理论质点首先应是我与你的思维②,我与他的思维应溶于我与你的思维之中。因为过分彰显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思维,其后果可能演变成自我与它者的异类关系思维。③若仅仅立足于传统女性思维,立足于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思维,来处理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以至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长此以往,其后果并非那么乐观。
因为人类的环境灾难之重,首先是人类自身之祸。
其祸,首先出自人类的“异类”型思维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时过分彰显了我与它的区别。笔者认为,这就是那种主客体对立的思维方式。
鉴于这种思维导致的环境大灾难,我们是否对此种思维方式保持一种警醒。新女性主义者也许在反省这种人与自然关系④时,也在反省女性主义自身为人处世的思维方式,即反省那种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思维方式。因为新女性主义者可能也看到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思维惯性使然,很容易“也”退变成自我与它者的关系。不可否认,这种退变不无可能。
所以新女性主义者在追问“女性如何更好地生存”这一本根之问时,不忘追问在如何处理女性与男性、人与人以至人与自然关系中应如何共存共荣?基于此,我们就更能理解女性主义者为何积极寻求与福利特在思想上的关联?因为福利特其人其思对女性主义革新传统思维,思悟其本根之问,有内在的支撑关系,是其理论的支点所在。福利特虽不是地道的女性主义者,但她的思悟能促使女性主义者适时革新,以消解传统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他者思维的消极后果,使女性主义哲学从“他者”思维阴影中走出,从孤立的他者———实质上孤立的自我思维适当地向关系思维转型,从孤立自我之他者思维转向基于我们之我的关系思维。以便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处理女性与男性、人与人以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当女性主义者积极寻求与福利特的关联时,其实质是在为女性主义寻求福音。这也是福利特与女性主义论述中最大的亮点和归宿,是福利特对女性主义面对现实社会以及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瓶颈时,以及思考其未来发展之路在何方之时,给出的积极的理论支援。
四、结语
被称为“管理学之母”的福利特与女性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福利特的思想文本中,可以寻到与女性主义的积极关联,但福利特本人并非女权主义者。在笔者看来,某些志在革新传统女性主义者,也在积极寻找福利特与女性主义的关联。因为笔者认为,这些人看到了福利特思想中所主张的、所批判的,是新女性主义者革新传统女性主义哲学并促进女性主义者更好地面对现实,更好地处理女性与男性、人与人关系的积极理论支援。福利特所主张的关系思维、我们之我的主体意识;所批判的孤立的他者思维,解决了传统女性主义发展中的思维瓶颈,为新女性主义者立论带来了福音。福利特的思想有助于回应在新形势下如何回答女性该如何去积极生存的本根之问。这也是把福利特与女性主义关联论述的最大价值所在。福利特为女性与男性,人与人,以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共存共荣带来了新思维,同时也带来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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