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漫谈

专制主义漫谈

　　有人将七十年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捆绑在一起，并加以评、批，似乎有些牵强与极端。然而，这一代人确有自己的共同的特点。就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刚入学，甚至还未入学，就知道要对堆在路边的几个泥人进行“批判”，每经过时，都要踢上几脚。后来，知道这几个人就是“四人帮”，是祸国殃民的坏人，再后来，还知道他们都是想搞专制主义的，不让别人讲话的。因此，专制主义的“坏”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但何为专制主义，还是不太懂。

　　渐渐知道，我国曾经历过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而且封建余毒还存在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肯定是要消除这些封建余毒的，“专制主义”大概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何谓专制主义？它的“坏”到底在哪儿？在头脑中仍是疑问。不是仍有人，包括一些大学问家认为还不能实行民主，还需要一些专制吗？

　　孟氏（孟德斯鸠）曾将社会形态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主义三种。其中，“专制主义是指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它给我展现的印象是皇帝的暴政，随心所欲，甚至是希特勒的形象。这种制度下，需要的是恐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不信任，甚至相互投石。孟氏还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并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随着疆域的扩大，政府专制的精神则越强。

　　王亚南先生将官僚制度放在中国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专制官僚主义”的规律：“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事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作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然而，专制政体又怎能离开官僚制度而独立存在呢？“长期的专制官僚统治无疑大有助于那种政治支配者，使他们有时间有机会把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动员起来；把一切‘有碍治化’的因素设法逐渐排除出去。”

　　两种典型的论述已经勾划出了专制主义的外廓：皇帝与官僚，特别是与文官的关系；皇帝与老百姓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其中，皇帝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文官是皇帝的文官，“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皇帝实现专制的工具，；老百姓是皇帝的老百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皇帝的子民；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为民作主的，“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贯穿于这些关系背后是儒家的理论，即，“礼”。儒家理论是“最便于专制”的理论，上是专制主义，下是子民主义。以治家推及治国，治家与治国是相通的，“三纲五常”是它们的基本原则。

　　然而，这样理解专制主义似乎又欠缺些什么。因为在这样的关系链中，不应该有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出现，至少皇帝不可能是悲剧性的。皇帝既是这些关系链的两端中的一端，又处于中心的位置，是主动的，不应有什么悲剧性的情况出现，除非自身的、不可抗的因素导致的悲剧，如英年早逝。

　　读了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则就会有另一番认识。该书中谈及的几个典型人物都是悲剧性的，包括万历皇帝、几位著名的大臣、以及武将、哲学家等。

　　哲学家的悲剧，暂且不谈。武将的悲剧，似乎也可以理解。对万历皇帝的悲剧，却难以接受。万历皇帝不是庸才皇帝，不是身体儒弱的皇帝。他也想励精图治，也曾努力过，结果却是悲剧性的。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几位大臣，个个性格迥异，张的霸道、申的圆滑与中庸、海瑞的正直，但都落入了悲剧性下场，似乎也难以理解。黄仁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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