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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融的宪政解读-《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读后
摘 要：《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的独特写作角度，颇值我们注意。这种角度将使我们更加容易理解作者意图，进而能够更加准确的理解中国近代宪政文化。
关键词：《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外在，内在
我们大体上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近代以降的历史是一段“追求富强与独立”的历史。就此而言，“富强”大抵含有一种比较的意味，“独立”则意味着脱离，因此对这段中国史的概括完全是一种外在观察的结果，从而缺少了一种内在的视角。对此种现象史华兹教授曾言及：每当谈及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我们总把西方假设为已知量。“西方冲击”这一比喻使人联想到的情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物体在冲撞一个惰性物。[1]张灏先生对此也有一种高度的警惕：“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2]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冲击－回应＂学说范式霸权的产物，当费正清等人从中国外更为广阔的视阈中审视中国问题得出一种中肯的结论后，中国学者的话语成为了某种舶来品的简单译文！
也许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对富强与独立的渴求决非仅缘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上层浮糜无能，下层清苦惨淡，文化僵死，社会动荡，国家贫穷，可谓之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中国人不得不认真面对自己社会的自生物，自己必须运用脑力去思考涅磐变革求生之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包括对宪政的认知与选择）完全可视为中国人打理后花园的一个成果。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把一种现代化文明摆在中国人面前时，中国人再也不能守循着千年遗传的文明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正如《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言及的：中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是由西方的侵略而引发的。[3]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却并未成为这一学说范式霸权的牺牲品，它对宪政文化的仔细梳理使我们清醒的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面对自己的问题思考与求解时的艰难与苦楚，并且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了这种艰难与苦楚的力量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对宪政的神经依然＂疼痛＂。它对宪政文化于近代中国的发端，流变的描述，遵循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线，镂析勾勒煞是自然，娓娓道来而不显突兀与断裂。更为重要的是，它采用内在与外在视角观察宪政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播种，成长，覆灭，重生，从而解读了＂宪政文化在近代中国实际怎样＂的命题。
外在视角的观察，使我们从更加宽广的时空中看待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文明经过发端和拓展后在近代舞台上的对决使得本不存在高下之分的东西文明有了发达与落后的分野，更为严重的是发达的文明企图用最原始同样是最野蛮的手段来征服落后的文明。这一切犹如烙铁一般滚烫着被这种文明沁染的每一个人。当然最先惊醒与焦灼的是那一群社会精英分子。而这一切的一切又从器物的体认开始，尤其是枪炮这一对曾经离我们祖先最近的器物。《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言道：他（魏源）赞扬“外夷”轮船火车，其速如飞，“昼夜千里”，用机器纺纱织布，“巧夺天工”。[4]在器物的学习过程中，日本人用甲午战争又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于是，王人博先生用几乎冰冷的语言写道：“惨淡经营了33年的洋务。其生聚的教训一场战争便作了总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败给后来居上的东邻小国，引起了朝野震惊，它象一把利剑，戳透了大清帝国的官僚和士大夫因循麻木积成的厚膜。空前的耻辱感和深重危机感深深刺痛了那根休眠状态的神经，使中华民族具有的觉醒也因此开始。[5]于是，中国不得不重新反思这一器物学习，而当他们重新打量近旁小国日本的翻天巨变，重新观察中西国家之不同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来它们还有议院，立宪等等。这一切又将成为随后而来的维新运动的主题。于是对议院的赞美之辞在精英的口中是不难找寻的，王人博先生动情地写到：”在梁启超的心目中，议院是一块闪亮的金子，救国良方。他认为议院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据乱世到生平世而达太平世的重要条件之一，……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在于顺应这种议院的民主潮流，“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6]其焦虑迫切之情溢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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