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在三重断层带上的房子－－读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随感
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多月，终于把朋友回国带来的《送法下乡》读完了。苏力著此书的时候，我正好也在麻省康桥，也就是苏力书中所说的坎布里奇。记得有几个月时间苏力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埋首在费正清研究中心二楼的办公室里写作。堆在电脑旁的一叠快餐饭盒，是我有一次去他办公室时留下的印象之一；而更让人吃惊的则是当时他每月逾十万字的推进速度。《送法下乡》书分四编十二章，苏力在开始的导论部分交代了研究中国基层司法的原因和意义，然后就按照制度、知识、法律人和研究方法这四大块的结构安排展开了论述；而编下各章采专题研究的形式，几乎每章又都是一篇可独立成文的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全书承继和发展了苏力“法治本土资源”以来学术思路和风格，是他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所做的大量研究和实证考察工作基础上著成的一部重要作品。
和苏力的其他著作一样，《送法下乡》也一如既往地在法律人中引发了相当的论争。评论者们一方面对苏力精巧灵动的雄辩和勤思善感的治学态度表示尊重，一方面也对苏力的观点和论证提出各种意见。[ii]其中比较多的不同意见，是批评苏力在全书前后内容中所使用的概念内涵和所表露的观点有时缺乏一致，或是对某些问题的论证过程的周延性和圆满性提出质疑。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采取那种引页码、挑毛病的做法来指证苏力这本书在那些地方前后不一致、论证欠周延。表面的原因是因为篇幅有限，而更深层次的考虑有二。首先是因为大多数不同看法都是读者/评论者以自身的预设作为前提去理解、观照作者的思想，歧见源于我们对于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不少概念的含义在书中随语境而变、并非也不可能守着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定义。在此点上，法学著作不象法律合同文件那样可以通过专门的定义条款来减少合约双方的歧义理解。另外，苏力的学术思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为他本人所推崇的波斯纳法官[iii]的司法实用主义影响-用符合自己信念和立场的办法来解释问题，而让概念的内涵游走于不同语境之间恐怕正是实用主义“信手拈来”的拿手好戏之一。在我看来，抓住实用主义者的立场和主张，可能比关注于其解释问题的细节过程更为重要。
《送法下乡》这本书虽未尽周延但确属奇峰突起，它就象苏力自己盖起的一栋房子，虽然现在这房子还未必顾得上进行精美装修、甚至有时也不免漏些风雨，但在目前中国法学界的多数人都还知足于租用、购买甚至或单位分配的高楼公寓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苏力这样的身体力行的思想劳动者表示应有的敬意。
我们知道，尽管房子的建筑装璜通常是最先入眼、引人注意的，但事实上压在房子底下的地皮的价值往往远超过建筑本身的价值。因此，我更关心的是，苏力把房子选在哪里。依我看，苏力选了一块地质结构相当复杂的地方，古曲有“阳关三叠”，他也选了一个“三重断层带”来盖他的房子。
第一重断层比较直观，即城镇中国与乡土中国的断层，这也是《送法下乡》一书的中心内容所在。按照苏力自己的说法，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这一判断是他在书中选择基层法院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首要原因。这个判断当然不错，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日益拉大，这是近年来得到公认的突出问题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送法下乡》其实就是苏力在司法制度建设层面上对城乡差距问题思考的反映，其意义与其说是在于对“基层司法制度”的关注，到不如说是对统一司法体制如何调和巨大的城乡断裂带这个问题的反思。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中国的确取得了相当成果，市民化的现代社会架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城镇中初步得以建立。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乡土中国的司法情况真如苏力在书中记述的对陕北和湖北江汉平原一些农村司法实践所进行的实地考察所显示的那样，那当年费孝通、衢同祖对乡土中国的很多考察成果迄今都还可以拿来用，一方面我们对于前辈的学术功底由衷钦佩，但一方面也不得不怀疑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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