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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伦理基础
多元论或多元主义(Pluralism)这一概念常见于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也称多元国家论,不仅在二十世纪初期给欧美政治理论界以巨大影响,其后也曾在日本及中国学界风靡一时。多元国家论相对于一元国家论而提起,围绕“主权”的论争构成其理论的核心,不管从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还是从法与国家的关系来看,还是从冷战后世界格局下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本身是否依然具有正统性的角度来说,都有必要重新探讨这一理论的意义及其得失。另外,如果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政治多元论也是不可忽视的理论之一。[1]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多元论的议论,大多是围绕着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思路,而鲜有人言及二十世纪上半期那场席卷东西方政治理论界的多元主义思潮。这大概说明喜新厌旧、不求甚解的毛病不独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特有的现象,西方学术界也难逃其咎。因此,本文围绕着萧公权的英文著作《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1927)对政治多元论的渊源及其研究的追述与阐发,除了为那些认真思考着人与社会、法与国家、伦理与政治等关系的人们提供些许的帮助之外,对那些一味热衷于所谓国外最新理论的学界追星族们或许也能有些警示与暗示的作用。一、 《政治多元论》的写作背景
有关“派阀”、“利益群体”以及党派的多样性等话题,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已初露端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乡镇(Township)组织和精神以及结社问题也有很多评论。二十世紀初,本特利(A.F.Bentley,1870-1957)开始用利益集团的概念分析美国的政治现实。1920年开始,政治多元论在美国大为流行,对一元国家论形成驱逐态势。当时政治多元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骥(Léon Duguit,1859-1928)、英国的巴克(E. Barker,1874-1960)、菲吉斯(J. N. Figgis,1866-1919)、拉斯基(H. J. Laski,1893-1950)、柯尔(G.D.H.Cole,1889-1959)以及美国的福利特(M.P.Follett,1868-1933)、杜威(J. Dewey,1859-1952)、麦基弗(R.M.MacIver,1882-1970)等。其中,拉斯基、福利特等人意识到多元论本身的不足之处,从而积极致力于拯救作为规范命题的多元论。1920年代中期,“多元主义”与“多元理论”的术语已经在学界通用,作为一种带有批判色彩的政治理论,与固执于国家(state)观念的保守政治理论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因此,美国政治学史上围绕政治多元论的论争,正是作为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而登场的。[2]
对政治多元论展开系统攻击的是埃利奥特(W.Y.Elliott)。他把政治多元论者的言论视为对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的侵蚀。在他看来,多元论与工团主义存在密切关系,是以詹姆士、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代言人。为了拯救政治科学与自由主义,他对实用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实用主义不仅不是一种明晰的哲学,相反,作为涵盖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史的一种模式,带有霍布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墨索里尼的哲学。它是对合理主义和立宪民主国家的反动,难以构成行为规范的基础。在他看来,即使实用主义适于自然科学的需要,但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时候,却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辩护者,从而威胁到自由主义的存续。[3]
与埃利奥特(W.Y.Elliott)的看法相反,卡特林(G.E.G.Catlin)则对政治多元论的立场持赞赏态度。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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