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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方法论的角色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指出其所围绕的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两个轴心的内在限制。作者认为，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研究有必要纳入到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论域：在思想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乃是在于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都市的空间网络、近代中国两种不同形态的公共领域、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自我认同和内在紧张、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公共交往，详细讨论了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我认为，继承19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可以继续从两个层面将知识分子研究推进一步。其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突破上述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它们是由中国和西方哪些思想资源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启蒙思想内部又形成了哪些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冲突的现代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当代现实发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同西学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也同样参与了启蒙思想的建构，而中国的现代性又往往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显现。考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现代性思想，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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