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目的评论-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下)
三、重塑：新型侦查目的观在我国的建立显然，我国的侦查目的观缺乏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由于侦查目的是缔造侦查程序的前提和指导，侦查目的观的混淆必然带来侦查程序的结构紊乱。我国侦查程序的结构之所以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良，尤其是与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的改革比较起来显得相对滞后，甚至因此引发侦查程序与起诉和审判程序之间的机制冲突或硬冲突，究其原由应该说是与我们在侦查目的观上的混乱认识是密切相关的。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迄今已逾5年，新法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已经在实践运作中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侦查程序中的问题已经引起学者和立法者的高度关注，如果说96年刑诉法的改革重点是庭审程序和起诉程序，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下一轮刑事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缺乏了侦查程序的配套改革，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的改革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中楼阁。但是，改革侦查程序，首先必须转变我们的侦查目的观，侦查程序的结构性调整依赖于侦查目的观的全面转型。
从一般法理上说，对先进国家法律制度的借鉴、移植是后发展国家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然而，跨文化的法律移植却面临着诸多难题，难有成功的先例，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产物，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运作，都离不开孕育其生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将一项法律制度从一国移植到另一国，如果不注意对该项制度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理的斟酌、考量，将不免产生“南橘北枳”的效应。在这方面，国外已为我们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本世纪以来，随着英美法与大陆法两大法系之间接近、融合趋势的加强，两大法系的国家之间开始相互学习、借鉴。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陆法国家为改善本国的人权保障状况，而试图引进英美对抗式程序要素的努力。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9条，就是模仿英美法中交叉询问制度而设立的，该条款规定可以采用英美模式，以当事人辩论制实施庭审程序，允许双方当事人的律师而不是法院，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证人进行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然而，出乎立法者意料的是，这一条款自设立以来，几乎没有当事人运用过，变成了一条死规矩。[18]其中的原因分析起来也至为简单，因为交叉询问制度虽然是一项技术性规则，但仍然是以英美国家内生的对抗制精神和文化为基础的，[1]在德国这个强调权威而缺乏对抗制精神和文化的国度，不具备使其生根、运行的社会土壤。对此，立法者只能感叹跨文化法律移植的艰难性，必须三思而后行。实际上，这一经验并非为德国所独有，它对所有面临跨文化法律移植的国家而言具有普遍意义，我国作为一个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家，在面临法制现代化的课题时，也选择了制度移植的发展路径，试图在借鉴、移植法治国家先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法律制度体系。但是，法律移植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两项条件：第一，选择移植的对象即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应当具有合理性、先进性，应当代表法律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这是跨文化法律移植的内在条件；第二，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应当与移植国现成的法律体系深度契合，不会产生机制上的硬冲突或观念上的软冲突，这是制度移植的外在条件。虽然从诉讼文化分类的角度说，侦查目的观本质上属于观念性诉讼文化，而不属于制度性诉讼文化，因此本身属于不可移植的部分，但是由于观念性诉讼文化和制度性诉讼文化之间的互动性，我们通过对相关诉讼制度的移植，同样可以型塑与之相适应的诉讼观念，侦查目的观亦是如此，侦查目的观的实质就是侦查与起诉、审判的关系问题，它是通过一些列具体制度设计加以体现的，侦查目的观的借鉴、移植是完全可以通过对具体制度的移植来实现的，因此，侦查目的观的借鉴、移植是可能的、可行的。
侦查目的观的借鉴、移植必须遵循制度移植的一般原理进行。首先，从制度移植的内在条件考察，英美法国家的侦查目的观应当成为选择移植的对象。比较英美法国家的侦查目的观和大陆法国家的侦查目的观，以公诉准备观为基础、倾向于独立目的观的英美法国家，更加看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因此可以称之为权利保障型目的观，而大陆法国家的侦查目的观更为重视对犯罪的惩罚，因此可以称之为犯罪惩罚型目的观。从两种观念模型的客观效果来看，大陆法国家的犯罪惩罚型目的观更有利于打击犯罪、控制犯罪；而英美法国家的权利保障型目的观更有利于保障和维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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