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

　　法律自然主义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典型表征是：把“天”或“天道”当成立法的根据，此谓“则天立法”；把四季变化和自然灾异当成执行刑罚的前提，此谓“顺天行罚”。

　　法律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后经汉代儒家的努力，它又被转化为一种制度形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在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着法律自然主义这一文化现象，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就是证明。自然法学所谓“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一种道德化了的自然法则。

　　本文的研究，是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布迪和莫里斯《中国帝国的法律》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

　　一、帛书中的法律自然主义理论

　　在中国，法律自然主义观念并非自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于马王堆汉墓）始，但《黄帝四经》可说是迄今所知最早比较系统论述该问题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增载梁惠王“黄帝刑德，可以百胜”之语，说明黄帝之学注重探讨刑德问题。作为黄帝之学的代表作，帛书《黄帝四经》确实是以刑德问题为其理论核心的，并且把刑德与阴阳结合起来，以阴阳作为刑德的自然根据。《黄帝四经》认为，阴阳是由“道”派生的，“道”既是万物的本源，同时又是宇宙的普遍规律。

　　在《黄帝四经》（含《经法》、《十六经》、《称》、《道原》）中，宇宙论（自然论）与政治法律思想有密切关系，宇宙论实际上为其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自然的根据。《称》中所言“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即以阴阳（自然法则）来揭示、辨明其理论大义。《黄帝四经》还以阴阳论作为其刑德思想的自然根据。《十六经。姓争》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天”是指天道（自然法则）而言，天道包括阴阳两个方面，是阴阳运行的规律。照《十六经》的作者看来，阳为德，阴为刑，德刑乃治理国家的根本，须配合适当，若适用不当，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十六经》还把“德”称为“天德”，把“刑”称为“天刑”，无非是为了抬高德与刑的地位，使之神圣化永恒化。

　　《十六经。观》又说：“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这同样是强调了刑德之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根据春夏、秋冬的先后顺序提出了“先德后刑”的观点，认为这是合乎天道的。《观》的作者还指出，为政者若不按“先德后刑”的顺序去治国，则是逆天道而动，就会给自身和国家招致灾祸。他说：“其时赢而事绌，阴节复次，地尤复收。正名修刑，执（蛰）虫不出。雪霜复清，孟谷乃萧（肃），此（灾）□生，如此者举事将不成。其时绌而事赢，阳节复次，地尤不收。正名施（弛）刑，执（蛰）虫发声，草苴复荣。已阳而有（又）阳，重时而无光，如此者举事将不行。”大意是说，在春夏万物生长之时，行秋冬严急之政即动用刑罚，就会使秋冬再现，地气收缩。若春夏行刑，则会出现蛰虫不出、霜雪寒冷、植物枯萎等反常现象，灾祸就发生了。反之，如果在秋冬万物肃杀之时却行春夏之德政，就会使春夏再现，地气不收。若秋冬不用刑罚，则会出现蛰虫发声、枯草复荣等反常现象。可见，统治者必须按照春夏秋冬的先后顺序治理国家，先德后刑，决不可先刑后德，若先刑后德，必然带来灾祸。这种思想与《管子。四时》所反映的思想颇为一致，请比照观看：“是故阴阳者天地之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四时则福，生诡则生祸。”“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两相比较，何其相似。这说明，把阴阳四时与刑德问题结合起来的理论，在战国时期已相当流行了。正是这种理论，对汉代的董仲舒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并把它改铸为“大德小刑”、“前德后刑”的德主刑辅论。

　　让我们打开《春秋繁露》，摘引几段相关材料，以供参照。《阳尊阴卑》：“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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