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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
古希腊人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是真善合一的，尽管他们区分自然的真理和伦理的真理。在希腊人看来，一个真的判断同时就是善的。这一真善合一的学术传统是人们的知识欠发达、学科分化不够的表现。真善合一的传统与科学方法的单一和不分同在。近代实验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实证的方法大行其道。由于希腊开创的真善不分传统的影响，实证方法向社会科学中传播，这大大促进了关于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忽略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社会科学患上了实证病。其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社会科学中的价值相对主义在实证主义旗号下的复活。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术研究的方法应当与学科性质相适应。再好的方法，如果用错了地方，也会适得其反。
出于这样的考虑，愚以为，讨论法学方法首先要给法学以正确的学科定位。而法学的学科定位又与科学观息息相关。让我们从科学观谈起。
科学大概有三大要件：概念、逻辑、实验。缺乏其中任何一项的科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在西方，前两项在古希腊已经存在。但由于缺乏实验，真正的科学在古希腊是没有的。在中世纪，实验科学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像他们的继承者那样幸运，他们不得不伪装成疯子，以逃避宗教与世俗的仇视和迫害。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科学才取得了合法性。起初，科学只是众多话语系统中的一支，到后来，她逐渐取代了神学的话语垄断地位，成为最具权威性的话语系统。就像在中世纪许多话语都以神学的面貌出现以期取得权威一样，在实验科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许多话语都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各种意识形态在最积极之列。这使得科学的概念模糊了。最典型的要数19世纪初法国以塔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学派。这一学派将意识形态称为“思想科学”。在塔西其时，这一思潮的影响并不大，拿破仑就对塔西的意识形态理论表示蔑视。他轻蔑地称“意识形态学派”为“意识形态者”，认为塔西等人只是一批对政治现实盲然无知的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知识分子。[1]但随着实验科学的威名日隆，将各种思想科学化竟成不可阻挡之势。各种思想的论争成为抢占科学殿堂之争。与此并存的、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旨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他们强调只有实证的学问才是科学的。在马克斯·韦伯时代的西方，实证主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科学与价值无涉”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线索？……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2]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其实是较公允的，他在坚持科学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强调科学对价值问题应当有所克制，这实质是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保障转向方法论。在现代西方，一个科学的结论和一个价值的言说或一个真的描述和一个善的理论的区别为学界大多数人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几乎是与西方同样主题的讨论：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儒家同丁文江等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讨论。张主张人生观应当由玄学实际上是由儒学去解决。丁则主张科学应当解决人生观的部分问题。这时候，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一些人出来作裁判：张固然是唯心主义，丁以及包括较公允的梁启超、胡适之等均成了折衷主义。他们宣称，科学当然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且这可以在物质世界中找到根据。[3]这一思潮设定的任务不是维护科学的尊严与权威，而是以科学的名义强化新的思想权威，这就使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得出了与西方正相反的结论：意识形态的权威，这个新的权威恰恰是在科学的大旗之下的。科学替代传统的“天”成了价值权威的渊源，这个“科学”的靠山则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在社会中就是“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要问，谁是这个注定一言不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代言人呢？当然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支配者。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因此，上世纪初那场发生在中国的希腊式的诸神的战斗并未能维持多长时间，一旦有一神在物质上战胜了他的敌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便告结束。于是，新的统治者就成了科学的源泉，一切统治思想都是科学的、不容怀疑的。科学成了正统的代名词，科学成了清除不同思想的利器。由此可知，与西方正相反，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是意识形态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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