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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与法律之间的断想
足球运动起源于古代中国，兴于近世欧洲；法学的理念起源于古罗马，近世传入中国。足球是感性的运动，是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节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得以发泄，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法学是理性的思索，是人类防止人类暴力情结无休止的宣泄而设立的一套规则体系，法庭是膜拜理性的圣殿，崇尚平等与正义的诉求。此二者在本质上看似并无内在的关联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内在自身的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进而使得足球与法学之间产生了某种表象抑或更深层次的关联。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在球场内外球迷是足球的囚徒，在市民社会人亦是法律的囚徒。足球是一种大众的娱乐，诉讼其实本质上也只是一场游戏。足球在其娱乐性愈加凸现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的消费品，而诉讼在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也成为了一种“高消费”的标的。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球员就好比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裁判就好比法官，而足球就好比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标的。在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围着足球相互拼抢，不时的会出现犯规、假摔，同时裁判员居中公正地裁判，观众席的球迷们各显神通，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画出代表各自国家或者俱乐部的图案。法庭则是审判的剧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诉讼之戏，律师们唇枪舌剑、相互对抗，当事人相继陈述，提供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法官消极中立的裁判，不同的角色在法庭这一特殊的剧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宏观上看，如果把足球场视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将一支球队进行细致地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前锋队员一般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中场队员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后卫的角色一般是由司法机关的承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近，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而立法机关之所以担任中场调度的角色，是因为它既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并且通过立法来指导行政与司法的运行，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司法机关向来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所当然的将成为后卫。而担任后卫角色的人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防守出色时人们觉得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一旦防守出现失误，所有的批评声、叫骂声就会如洪水般的扑来，最终被民众的口水淹没。人们的视点往往集中在前锋队员的精彩过人和大力射门上，对于后卫防守水平一般的观众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加以分析和判断。有优秀的后卫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没有后卫，或者后卫与前锋的实力较为悬殊时，优秀后卫的重要性就会格外的凸现。皇家马德里队的防守一直以来都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六大巨星”的存在使得前后场在实力上出现鸿沟。法律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保障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一旦出现差错，就往往遭来一片骂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法律，那将是何等混乱的局面。
从微观上讲，足球里往往有假球、有“黑哨”，法院的裁判中也往往存在着法官的肆意裁断、司法腐败等等问题。所谓之假球，也就是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事先通过交涉或者默认的方式就比赛的结果达成实现的“共识”，所为之比赛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走过场”、“打假球”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胜负其实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定下，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做做戏罢了。“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这种“过场”中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被腐化之风卷得荡然无存。
在球场上，裁判的即时裁决是不需要球员举证的，这与法院审理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制度有所不同。因为足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被看成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必要当真。足球之所以有魅力，其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足球比赛中总是存在着各类错判，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在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场中马拉多纳的那只“上帝之手”在近20年后依然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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