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谈谈阿隆（Raymond Aron，一九○五——一九八三年）这个人，是我早就有过的愿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英国思想家伯林（Iasiah Berlin）去世后，有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一些街头小报上都登了他的噩耗，口气里透出愉快。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从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看到了一种思想立场的影响。我因此想到一九八三年阿隆的谢世。那时阿隆在巴黎高师的同窗萨特的大名刚传人中国不久，他那种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义，以及怪味豆一样的左倾立场，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不过若问到阿隆，十个人中间恐怕会有十个人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

　　法兰西文化很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因此招来了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还得加上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不断指责法国文人的轻狂，而把他们中间那些主要以镇定文化为己任的人忘掉。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奇迹的。法国人太喜欢嘴皮子上热闹（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因此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许这种原因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过于本土化，所以经外人一学，很可能落个南橘北枳的尴尬。而在法国，虽然各派激进思想经常大行其道，却从来没有让它的制度伤筋动骨。即使我们把短暂的热月和波拿巴时代都算在内，它也的确从未陷入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陷阱”，而是一直保持着基本的自由制度。就拿二十世纪来说，法国有许多激进的思想立场可供人选择，他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柏格森主义，战后受希特勒德国的影响，沾染上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不久后又受民族精神的激励成为一名抵抗战士，战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进步阵营”，再过一阵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终于归顺了哈耶克的朝圣山协会——尽管这看起来十足的荒唐，但足以见出法国社会容纳各种异见的张力，它使一个人有机会做这种颠三倒四的选择。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气氛，使阿隆这样的人在法国总感到有些“身处边缘”。他的思想风格同萨特完全不同，在影响社会的方式和冲击力上，自然也迥然相异：一方面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几分自信，它怯于提出恢宏而一贯的体系，不敢言之凿凿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而另一方面在信念问题上则更为果断，喜欢做出有关时代命运的终审判决，为此甚至敢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为其提供这样或那样有关自我拯救或群体拯救的许诺。同它比较起来，另一方看上去不那么关心个人的灵魂，它所着力的，是如何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保证让每个人有选择自我拯救或无须拯救的权利，同时又要防范这种选择被集体化之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早在二十年代末同萨特互以“小同学”相称时，阿隆就发现自己和萨特的差异，他说：“我羡慕萨特的自信，在内心深处我认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虑都是有道理的。”而萨特给他的评语则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最需要“宣传”的时刻，他依然能“保持这种不带情绪的客观”。受早年在德国研习韦伯的影响，他便认定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总体系，在这段学习的产物《历史哲学引论》一书中，他对建立这种体系的可能性明确表现出怀疑。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他不愿去掌握他所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它虽然“胸怀为全人类而思考的宏愿，却无视甚至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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