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讨薪看我国的法治
“在这大半年里，我们先后找过多家单位和政府部门，但都没得到明确的答复，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要到工资。我们大都是家住四川的农民工，有的为讨要这笔工资已往返西安、四川多次，加之学校即将开学，夏种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费、农药化肥再加上种子，这笔钱，我们真不知道从哪里来？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不安定因素的发生，我们真诚地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我们‘清欠’这笔被拖欠的血汗钱……”这是新华网8月3日报道的在西安市高新区举行的“农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发言辞。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乘坐火车时，与同车的几个在上海某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四川农民之间的一次谈话。大概因为讨薪本身是件让人上火又确实有点刺激的事，那几个那农民工在车上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讨薪。每当没能及时拿到工钱时，一起做工的农民工们就会集体去找发包单位。最通常的做法是先把发包单位的负责人办公室团团围住，再让几个人坐到办公室里要钱，对方不给，他们就不走。往往还会用堵门的方式限制对方负责人或其他办事人员的人身自由，不给钱就不让离开。我问他们，你们不怕警察吗？他们说，警察来了也是那样，工钱是血汗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还告诉我，有一次承建方的一个项目经理在大家起哄讨薪的时候，因受惊吓突发心脏病死亡。我说你们为什么不采取其他办法呢，比如向法院起诉。他们说找法院麻烦，时间长，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这种办法更管用。我再问他们有没有拿不到钱的情况，他们告诉我，遇上那些很“厉害”的老板，就有可能拿不到钱。有时候对方可能确实是没钱，那也就拿不到钱。我问他们那种讨薪方式是不是很普遍，他们说是的，只有不奏效时才想其他办法。
从这两件事可以发现一个在理论研究者眼中比较奇怪的现象：在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从有暴力隐患的自我救济到寻求政府帮助再到寻求媒体帮助，农民讨薪的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但却始终没有人去寻求司法救济。同时，尽管农民工对讨薪之事非常重视，但其手段还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这个限度不是以现行的制定法来衡量，而是以实践中的法律来衡量。这一限度即是：讨薪行为不会招致惩罚性后果。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起码有两点。其一，把由运行中的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规则所形成的现有秩序为标准，农民工的讨薪行为依然在现行秩序框架之内。也就是说，讨薪的农民工仍然希望当良民，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他们依然可以看到希望。其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还很弱势。就农民工讨薪事件而言，无论是讨薪者的意识，还是讨薪的现实，法律未能成纠纷解决的有力手段。农民工对政府的期望要远高于对法院的期望。再往下推衍，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还很遥远。
新华网的报道还提到了青年农民工安少华的话：“……流血流汗挣来的钱一定得要回来，如实在要不到，我们大家商量，准备把老板的‘别克’卖了抵工钱。”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一个基本公平观念——血汗钱一定要拿回来。而为了实现这种公平，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没有走向法律。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卖老板的车——其中仍然没有法律，却依稀可以看到些暴力的影子。我在想，如果事情依然得不到解决，再下一步可能会是什么呢？到那时，政府又将如何面对呢？
所幸的是，当前的农民即使讨不到工钱，虽然压力大，但起码还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还不至于走向绝望。因此，他们的方式基本上还在现行秩序的限度以内。但如果什么时候出现了温饱危机，他们又将如何面对呢？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绝望呢？因为那时的他们很可能是真正的无产者！另外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即使这些农民永无温饱之忧，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连血汗的工钱都讨不到的他们在巨大反差面前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种严重的不公平体验伴之以激烈的不满情绪，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显然这两种可能都是可怕的，因为必定会有人开始铤而走险甚至报复社会。现在我们许多人的态度是同情他们，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同情在更大的可能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