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后现代视野之下的柯林武德论文
1946年，柯林武德的遗作《历史的观念》由其学生兼好友、圣安德鲁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诺克斯编辑出版。柯林武德在其中系统阐述了历史知识性质小同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立场。这种立场正是主张历史知识性质与自然科学知识相同的片尔·亨佩尔在《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中分析立论的批判对象。这两种学术立场的分歧掀起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关历史知识性质问题的争论，也揭开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发展的序幕。1951年，沃尔什的《历史哲学一导论》出版，这使我们看到了柯林武德所隶属的学术谱系—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l一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出版，这标志着认识论历史哲学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杜森对《历史的观念》文本的修订再版和怀特对柯林武德观点的继承和“超越”，使笔者具备了重新审视柯林武德的文本基础和学术视野) 。
《历史的观念》现在有两个编本。一个是诺克斯在1946年编辑出版的版本)川这个版本的主体内容是，柯林武德1936年所作的历史哲学演讲，演讲主题是从古希腊到其所处时代的史学史。还有《史学原理》手稿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他当时己经发表的论文《历史学想象》<1935 })和《人性与人类历史》<1936年)。另一个是杜森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版本。杜森编辑的版本，仍以诺克斯版本的内容为主体，另外增补了二篇文献，分别是《历史哲学讲稿)) <1926年)，《绪论:某某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1927年和《历史哲学纲要))<1928年)。这二篇文献表明了早期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有利于我们认识其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
杜森在增补版《历史的观念》的编者导言中，详细列举了诺克斯屡次越过其作为编者的职责范围，擅自改动柯林武德文本的问题，最终篡改乃至忏逆了柯林武德的原意。杜森指出诺克斯编辑方法存在问题的二个方面:
第一，诺克斯在根据柯林武德的演讲和手稿编辑《历史的观念》时，只选用了《史学原理》手稿中二篇论述。诺克斯认为其余部分未达到出版所要求的质量。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档案调查中，提到1944年3月1日将90页的《史学原理》手稿寄送给诺克斯。但当1978年柯林武德的手稿
被存放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时，《史学原理》手稿并不在其中。《史学原理》手稿此后就“丢失”了，被埋没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档案库中。直到1995年初，两个案卷保管员比德·福登和詹妮·迈克莫里斯在检查整理档案时，才发现《史学原理》手稿。这部分手稿从此引起了柯林武德思想研究者的注意，并被看作研究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核心资料。
柯林武德的原意是将《历史的观念》和《史学原理》分别独立成书(他生前，两书均未完成，也都未出牌。但诺克斯在编辑时，却将两书的内容合并到一起，而且还做出了不出版《史学原理》的决定。柯林武德在其写给考古学家辛普森的一封信中提到《史学原理》是我准备倾注一生时问来完成的著作。如果我能完成这部著作，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这表明他对《史学原理》的重视。而且，柯林武德在一条笔记中明确委托他的妻子，即使在他未能完成该书的情况卜，也要按照原来的标题出版。诺克斯的上述做法明显违背了柯林武德意愿。德雷和杜森将《史学原理》手稿和其他历史哲学著述整理后，在199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史学原理以及其他历史哲学著述》为名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诺克斯不当做法的损失。
第二，上述《史学原理》手稿有幸得以保存并出版并未避免其部分章节的丢失。与此相关，诺克斯当初在编辑《历史的观念》时，对所引用《史学原理》内容的选择上，也有可非议之处。他没有引用《史学原理》中柯林武德论述“行动”、“过程”和“重演思想”这些主题的两章内容。而这部分手稿现在已经丢失了。如果诺克斯当初在编辑时将这部分内容纳入《历史的观念》中的话，不仅可以保存这部分文献，而且对全面认识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也具有重要意义。而诺克斯的“刚恒自用”永久遮蔽了这部分文献展现其价值的机会。
第三，诺克斯编辑的.“后论”部分，也就是“史学理论”部分所占篇幅过大。因为，从书名上可以看出，“史学史”部分才是《历史的观念》的主体。而且构成“后论”的各篇文献在体例上也不统一，是柯林武德在不同时问写的具有不同特点的文献。其中既有演讲，也有已经发表的论文，还有一本书的未完稿。
柯林武德与诺克斯二人之问的这种师生关系，不禁让人想到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问的师生关系。因为，现在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描述，来认识苏格拉底的主张。但柏拉图将自己笔卜的苏格拉底当作自己主张的传声筒，不免让人怀疑他要真实描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诚意。柯林武德与诺克斯之问的关系虽然并未达到这种程度，但性质上是相似的，即诺克斯在文本处理、文献取舍及内容编排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自己的意志，甚至因此而违背柯林武德的原意。
诚如杜森指出的，诺克斯在编辑过程中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怀疑、甚至否认他所做工作的价值。这是因为:首先，二战后英美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柯林武德的研究，主要依靠诺克斯编辑的《历史的观念》。至少在1994年杜森版面世之前，这个版本是人们研究柯林武德所依据的重要文献。诺克斯版的《历史的观念》是无可代替的，可以说，这个编本是柯林武德在二战后获得巨大声誉，对西方历史哲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媒介。其次，正如上面指出的，杜森所编辑的增补版《历史的观念》，也是以诺克斯版所收录的文献为主体。杜森在评价诺克斯的编辑工作时，指出其中的问题，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但也的确有些过分贬低了诺克斯工作的价值。
柯林武德生前主要是作为一名罗马不列颠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为人所知的。他在这方面出版了《罗马不列颠》和《罗马不列颠与英国殖民》两部专著。1927年以后，他担任牛津大学罗马史讲座教师。他还进行考古学方面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尽管柯林武德生前在哲学方面发表了比历史学方面更为丰富和系统的论文和专著，也曾担任过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但他在当时实在论大行其道的哲学界是一个地道的“学术孤儿”。他的哲学研究并未引起哲学界同行们的注意。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主张的问答哲学是反对当时盛行的实在论的。因此尽管他曾一度担任牛津大学形而上学哲学教授，也未能在当时的哲学界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本人的因素，即他只是进行著述阐发自己的观点，从来不参加当时举行的哲学学术会议，不参与哲学同道们的交流和论争。1946年，诺克斯编辑的《历史的观念》问世后，英美学界对柯林武德的研究由此兴盛，至今方兴未艾，学者们关注的主题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考古学等方面。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了解了《历史的观念》两个版本的关系及各自的优长。诺克斯所编辑的版本，主要在于其学术史意义，即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所受到的持续关注及由此带动的“二战”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杜森的编本在内容上增补了三篇柯林武德早期的历史哲学文献，在文本处理上，态度更加谨慎，尽量保持文本的原貌。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卜，将历史语言作为研究重心，逐渐实现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一些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论述对象，并不意味着笔者将其各自的理论体系视为同质的。相反，不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之问理论的异质性，才是这个学术群体的特色。但这也不能抹煞“异中之同”的存在，如他们都关注历史写作层面的问题，分析立论的角度大都包含历史语言、历史想象、历史叙述等方面。这种“求同存异”恰恰也是本文行文能够得以展开论述的学术前提。)，如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从历史学的话语分析入手，强调历史学的文学、美学特性。他们认为，历史学关注的，现在已不是如实描述历史，而是如何用语言描述历史。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语言不是透明的，我们是通过语言所暗示的角度来理解过去的。在海登·怀特等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的理论构景中，历史学效用的地位是优于历史真理的。他们认为，既然在人类试图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历史叙述不能达到纯然客观，那么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应用历史与应用小说或诗歌就没有区别了。因而，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只保留历史学“讲故事”的功用，否认通过历史研究可以获得历史真理。他们将历史著作看作一个文本，单纯从语言运用和情节构建模式角度去分析它、解构它。历史学在他们这里不存在以何种地位存在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历史学似乎“终结”了。
后现代主义者质疑历史认识的可靠性与可能性，突出历史研究中隐喻、情节建构等文学性因素，隐匿理性、真实等科学性因素，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等同起来。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知识没有独立性可言，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柯林武德的理性主义立场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在历史认识可靠性问题上，柯林武德要求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要进行理解、解释和想象，建构一种既尊重历史事实，又不抹杀或回避自身主观性的历史认识。在可能性问题上，柯林武德问答逻辑所表述的历史过程观，保证了具有“不在场”特性的历史认识在无限的问答循环中延续。在这场超时空对话中，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提示着我们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士气正盛的后字号显学的局限与过激之处。
后现代主义者否定历史学家的语言(能指)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世界存在指涉关系，认为语言并不指涉存在，是具有自身独立意义与构成方式的符号体系。在历史叙述的语言并不指涉历史实在的意义上，历史学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保证了。历史认识也就是人类所不能期望的功业了。与此相对，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观念经常被当代学者援引，用以回应后现代主义结构论立场。“人类是语言的动物。通过语言，事物被赋予意义。这些象征性符号(语言)指涉世界，但语言和世界属于不同的种类。在不同的社会构想、不同文化中，人们说着/说过不同的语言:过去是个陌生的领域，那里的人们言说方式是不同的。v,q}53除了语言观的层面外，柯林武德在文学与史学关系问题上的理论阐述与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也是针锋相对的。在后现代主义学术背景卜，文学以强劲的势头侵袭着历史学的领地，挑战着历史学知识的独特性与合法性地位。西方学者将这一现状称为“文学的复仇”。
柯林武德阐释的历史学想象是建构性的，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描绘，无论那个对象是一系列事件还是一种过去的事态，显现出一个想象构建网络。这个网络在由历史学家的权威资料所提供的某些固定的点之问伸展。如果这些固定点的数量足够多，并且通常通过先验想象谨慎地搭建点与点之问的线索，整个描绘就不断地由这些资料证明。这从来不凭借全然主观的怪想。这种描绘与其表象的实在失去联系的风险很小。v,3,P4P这表明历史学想象在柯林武德看来是以构建关于历史的真实故事为旨归的。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历史学想象与文学想象是无异的，其中缺乏历史真实性的“质感”。
历史过程的理性或人类历史活动的目的性，仍是柯林武德在分析历史学想象时坚持的基本立场:“一般认为历史事件的解释，首要甚至只是归因于有目的的人类行动。因而在一定的社会状况卜，一般的做法是从一个人或多个人追求的目的去分析历史变化过程;然后在随后事态之卜，再次分析历史当事人计划要做的事情，等等。历史学被理解为由可理解的人类活动构成的一个线性序列，追溯这些活动过程被看作对过去的真正构建。这确实表明，历史学家的工作像一个故事讲述者，因为构建‘故事’的范式强调历史当事人的选择，强调随着这些选择而发生的事态变化。后期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研究是凭借历史学想象构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坚持历史学研究的求真本性，但柯林武德将历史叙述看作故事，表明他注意到了历史认识中的不确定因素。
在《历史的观念》中，这种对历史认识不确定性的认识并没有使柯林武德陷于不可知论。相反，这种不确定性成为历史研究具有勃勃生机的根由。这是因为柯林武德理解的“确定性”不是关于过去本身的确定性，而是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答案的证据的确定性。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明确阐述并且拷问证据得来的。川历史学证据是确定的，但历史学家分析历史学证据的理论体系、价值观念和时代立场是不断变动的、“不确定的”。由于要回答的学术问题和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不同，不同时代的史学家运用相同的史料会得出不同的历史知识。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由此也转化为历史研究的“正能量”。每个时代都需要重写自己的历史，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学，也是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
实证主义者遵循一种机械的、照镜子式的认识论，要求研究者完全摆脱价值束缚，在价值观念上严守中立。他们所理解的客观性是排斥价值判断的。与此相对，柯林武德认为确定历史事实的过程，也是历史学家对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价值判断是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构成要素而非对立面。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甚至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一种与文学写作无异的写作方式。当前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兴盛就是这种史学理念实践效果的表征。在客观性问题上，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建构论立场为我们理性评价实证主义者的重构观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观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些差异使柯林武德与实证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对话”成为可能，也是必要的。
柯林武德抨击了实证主义者幼稚的重构观。“这个争论中的第三个问题源于固执的经验主义者持有的信念，历史学是一种建立在对事实客观建构之上的实践，我们由此接近真实的历史。这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谓的‘幼稚的实在论’。9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由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过渡与转型，从史学研究实践的层面印证了柯林武德的理论立场。与传统实证主义者的“如实直书”主张相比，学者们认识到柯林武德理论中昭示的相对主义立场与建构主义观念反而更加契合史学研究的实际。柯林武德与卡尔·亨佩尔之问的分歧与争论推动了“二战”后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发展。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就是双方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无论是柯林武德还是亨佩尔，都不再坚持历史研究中那种纯而又纯的、排斥价值判断的客观性立场，认为客观性是有其时空与语境限制的。争论双方的这种趋同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型作了铺垫。
这种状况使柯林武德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问在历史认识客观性的问题上存在交集。但是，柯林武德规定了历史认识客观性的“限度”，毕竟为历史认知的客观性保留了空问，这使其与全面解构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区分开来。“相对主义史学家之问的共同联系是，他们不仅假设自己处于一种与证据的问答对话中，而且假设自己就是干涉主义者。所有人以不同方式认识到，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策略得到解释时，过去才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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