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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三家注解论文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书面载体，儒家学派经典之作——《论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是中国人的必读之书。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便被提上了一个新高度。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少人开始研究和诠释《论语》。因此，从古至今，关于《论语》的注解可谓汗牛充栋，且各家对其内容和思想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本文则尝试着对朱熹的《论语集注》康有为的《论语注》、及皇侃的《论语义疏》中的几处注解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论语集注》：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论语注》：忧，愁也。王充论衡、高诱皆以人子忧父母疾为孝。孝经：孝子之事亲也，病则致其忧。曲礼：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蚓，怒不至罟，疾止复故。马融以父母忧子之疾，是古文家异说，今不从。
关于孔子回答孟武伯问孝的这句话，朱熹的理解是：将“其”理解为人子。具体解释就是：父母爱子女，常常担心子女生病。为人子则应体察父母一片爱子深情，要时时爱护自己，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远离疾病，不让父母担心。笔者则认为这种说法的说服力不强，因为按此理解，原文一句其实只表述了父母的爱子之心，对于人子体谅父母且以爱己为孝的说法则只是朱子在注解中的顺势推理。如此说来，原文一句孔子并未正面回答问话人何为“孝”的问题，反而有答非所问的嫌疑。因此，笔者认为朱子的这种理解有不合理之处存在。
而对于此句，康有为在《论语注》中则将原句句读做了改动，认为“父母唯其疾之忧”应校改为“父母，唯其疾之忧”。同时他引用了王充《论衡·问孔》的说法，认为“其”指的是父母，整句的意思大致应为：父母得了疾病，为人子女应时时记挂，以父母病情为忧，这就是孝道。从问答逻辑上讲，这种解释方法相比前一种要稍显合理，但是从内容理解上讲却稍显肤浅。父母抱恙，人子应以父母病情为忧，这是最基本的尽孝方式，也是人人都懂的一点，孔子何须多言?因此，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未揭示出原有的逻辑及意义。
相比之下，朱熹在其解释后列出的旧说解释得更合理一些。旧说认为：人子应只允许自己因身体有恙而让父母感到忧虑，言外之意是，子女不应该做出非法不义之事让父母忧心操劳，应谨慎自律，怀仁心，行义举。这种说法与皇侃在《论语义疏》中的说法也比较相似：
其，其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为非法，横使父母忧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条当非人所及，可测尊者忧耳，唯其疾之忧也。
因此，我认为这种把“仁”和“孝”这个两个《论语》中的基本概念完美联系在一起的解释更能彰显孔子的育人之道和儒家的理念精髓，相比之下则更完美。
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论语集注》：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
《论语注》：包咸曰：学不寻思其义，则罔然无所得。何晏曰：不学而思，终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这句话指的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读书学习方法。关于此句的理解，难点在于“罔”和“殆”两个字上。各家对“罔”字的解释都大相径庭，都将其做“疑惑”之说。然而对于“殆”字的含义，却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朱熹的理解是：只思考不拿出实际行动去学习，就会惶恐不安甚至危险。康有为则引用了何晏的说法，他认为：只思考不学习，会徒然伤神，精神上会疲惫倦怠。
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均有不妥之处。我们按着常理去推测，只学习不思考，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读死书”，会导致学习者不能理解字句中的深刻含义，在实际运用时也会手足无措，也就是会“存疑”会“疑惑”。那么只思考不学习，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空想”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会危险?会疲倦?在我看来，二者显然都不够贴切合理。一味空想，不吸收他人思想的精华，不去进行实实在在地学习和钻研，那么思想终究是一个泡影，是一座完全没有实际支撑的空中阁楼。换言之，自己会一无所获。因此，我认为把“殆”理解成一无所获更加符合此句的语境，也更加符合常规逻辑。
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论语集注》：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关于“性”和“习”，朱熹认为：孔子所说的“性”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性。并且在说明理由时引用了程子的话，指出天性就是“理”，“理”不分善恶，所以也就不会被后天的“习”所改变。故而，此处的“性”并不是孟子所提出的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这种观点，我并不是很赞同。《礼记·中庸》中写道：天命之谓性。《说文》则言：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荀子·正名篇》中也有关于“性”的解释：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这些都说明“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质，是受于天成的，是无关后天教化的。这一点康有为在《论语注》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论语注》：性者，生之质也，兼魂魄而言之。受于天生，而不关于治教者……习有本与家庭，习有由于师友，习有因于……熏染既成，相去遂远。
因此，这里的“性”和后天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气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生出“气质的性”这样附会的说法来。
再者，孔子此话之义在于：人与生俱来时的质都是一样的，之所以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不同的人格，是因为后天的环境造成的。换言之，他在强调“后天”的行为养成会对“先天”的自然秉性产生影响。那么“习”是“后天”的，“性”自然就对应的是“先天”部分。因此这里的“性”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性”，是所有人出生时都拥有的。
虽然我对这几家的注解有存疑之处，但毫无疑问，《论语集注》、《论语义疏》及《论语注》都是研读《论语》的经典读本，对后世研读典籍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对《论语》的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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