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渐走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时代公共需求的满足和公共秩序的建构，要求不断突破以往由国家或者说政府(state) 单一主体承载公共性的一元公共性格局，而不断发展出由多元主体共同建构公共性的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是当代中国新型多元公共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而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如何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开拓公共性的力量，是当前中国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三种表现
在本文的叙述中，社会组织公共性，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开拓公共性的功能问题，可以通俗地界定为社会组织成员以组织化的形式思考、讨论、决定和实行“为大家好”的事情的过程并由此而带来的“为大家好”的结果。在此所述的“大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笼统概念，可以仅仅是指涉组织成员，也可以扩展到社区、城市、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
社会组织不同于市场组织的最重要特征，在于社会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亦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然而，当前中国很多社会组织以“获利”为支配性的动机，披着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外衣大肆追逐基于民众自愿捐助以及政府的政策优惠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背弃非营利性的基本原则，成为变相的市场组织。这样一种现象，表明社会组织区别于市场组织的主体性缺失，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被“市场性”所超越，形式上以社会组织为主体而开拓的公共性实质上则相当于市场组织开拓的公共性，公共性成为追逐物质利益的副产品，社会组织公共性迷失在了市场组织公共性之中。这样一种现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成立动机不纯。有些社会组织成立的初始动机就是为了获利，缺乏基本的公共性理念。有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调查显示，89. 9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允许合理回报，而近50%的调查对象认为“盈利禁止分红”和“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资金运作失范。近年来，一些社会组织出现的侵吞善款、挪用资金、账目不清、弄虚作假等“丑闻”被媒体频频报道，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资金运作失范是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
第三，隐性利益输送。隐性利益输送，指的是向具有隐性利益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输送资金或资源。比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基金会为了满足《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公益事业支出的要求出钱资助另外一个具有隐形利益关系的基金会，甚至有基金会出钱资助亲朋好友出国留学。
二 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成因剖析
依上所述，“组织外形化”“弱正外部性”和“偏向性生长”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三种主要表现。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很难以完全地分割开来的，它们相互地交缠在一起，共同描述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现实状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足? 对此，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制度三个层面来予以深度剖析。公共性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习俗、思想、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费曾经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私”的毛病，认为“私”在中国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的毛病，而之所以会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私”的毛病，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偏向于“差序格局”而非“团体格局”，受到了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谓差序格局，依据费孝通的界定，指的是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而推开的私人关系网络。
在这种私人关系网络中，由于“己”或者说“私”始终位于中心的位置，而“公”只不过是“私”的关系向外拓展的产物，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构出来的公共性非常脆弱。故费孝通说: “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同时，在差序格局中，不同的`人相对于“自我”而言在关系上是存在着亲疏厚薄之分的，普遍的标准在此并不发生作用，缺乏不分差序的兼爱，一个人究竟是否会对他人好、又会好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看对方是谁、对方和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构出来的公共性也具有明显的狭隘性特征。
三 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
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仅从基础性的路径选择层面来作一个简要的讨论。国家主义公共性，事实上是一种高度行政集权的公共性，这样一种高度行政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政权力高度向中央政府集中，纵向权力强大，而横向权力则被纵向权力所严重切割和抑制，表现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形态。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政府等同于“公”，而社会则意味着“私”的领域，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公”与“私”的相互对应关系，社会全面依附于政府而呈现出一种软弱无权的状态。高度行政集权有利于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而集中的使用，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中央政府的责任和能力，而压抑了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利于达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富有持续活力和创新性的治理格局。
对此，托克维尔指出: “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托克维尔的观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难以否认地指出了行政集权的主要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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