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神秘主义特征解析论文

中国本土神秘主义特征解析论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本土哲学 思想源流

　　摘要：尊神祭祖与敬天保民，八卦、阴阳五行和元气论，“天人合一”的观点和神学的实践，曾经积极意义上的本土哲学在时代的进程中，一步步沦为阻碍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枷锁。本文对此进行了批判。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天人合一”的观点在提供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的同时。对天人关联的强化使之倾向灵学。论文百事通而“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或许还是科学胚芽的基料。道家对于天地本原为“气”的朴素解释，导致了后来的医学、文学、养生、哲学等一系列的“气”的泛滥，为“老庄”始料不及……从魏晋玄学而始，中国古代哲人变得那么理性，那么超然物外，那么鄙视经验而崇尚理想，以至于明代意大利教士利玛窦在穿着中国的儒服向中国人谨慎地传授西洋宗教，一并带来西方的自然科学信息时，我们仍躺在“四大发明”的光荣簿上，承续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陆王心学”和清代“致力、训诂、考据”的“朴学”……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了解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源流．在倡导科学发展的今天仍有认识意义。

　　一、尊神祭祖与敬天保民

　　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在殷墟龟甲兽骨的纹路里。从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万物有灵观念构成原始宗教、亦即原始文化的源头。

　　到了殷商时代，迷信之风日盛，问卜之举频仍，鬼神这种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被人们无条件地接受和依从。《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敬祭天“帝”，因为那同时又是他们的祖宗，进而认为．尊天即尊祖，祭祖则为保民。商代崇拜的“帝”或“上帝”．在卜辞中一再出现，为人类和自然的最主宰。《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又云：“帝立子生商。”可见商来历不凡，君权源自神授。商人所保之民．是自然血缘下的人。这些称商的民族，在周朝统治下四散避难，作买卖为生，是今天经商之人的祖师。

　　周人有周人的作法，神给人类的帮助似乎是有限、无形的．学乖了的“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他们不但敬天，而且注重人事，提出了属于道德范畴的“忠”。

　　其实，殷人尊神祭祖，周人敬天保民，其实质均为维护统治。由于这些方式行之有效，后世多有仿效．这就注定中国的有神论思想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不断传承，生生不息地发扬光大。

　　二、八卦、阴阳五行和元气论

　　万物有灵是原始人综合观察世间物象、进行逻辑思维的结果，是简单的自然哲学，有低俗文化的特征。自殷商而周，这种理性思维的系统化、抽象化趋势更加明显。周贵族求神问卜，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那种以阴阳二爻组合的卦象已被周人整理得有条有理。其文即八卦，其理即关于八卦的“经”与“传”。汇集而成的这些卦象卦理，被称作《周易》。在《周易》中，卦象的基本符号是“一”和“一”两种，分别代表“阳”和“阴”，谓两仪。《周易?象辞传》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宇宙原始于太极，太极生发出两仪，两仪生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四象再生出“八卦”，八卦分别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其象征意义为乾为天，主南；坤为地，主北；离为火，主东；坎为水，主西；震为雷，主东北；兑为泽，主东南；巽为风，主西南；艮为山，主西北。八卦以卦象对应自然界八种事物．以八种事物分析自然和人事。预卜吉凶祸福。这种将自然万物的本原归结为天、地、火、水、雷、泽、风、山八种基本原素的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观念，我们的辩证法最初就从八卦中产生了。而后，周文王把八卦演绎成了六十四卦，做了一道很好的关于排列组合的数学题，使八卦易理更加丰富。其时，周文王被纣王囚于菱里。身隐囹圄而不坠大志，算得上一个优秀的阴阳家。

　　人类文化思想在演进的过程，应该受某种规律的制约．不然我们可以解释世界各地关于世界本原的各种近似的理论?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前，即已把水、火、土、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在古印度。地、水、火、风被当作世界的“四大种子”；在中国，最初显然是把火、水、雷、泽、风、山作为世界的基本构成，天和地不算，因为天和地即世界的全部，这种观点只是因八卦的再演绎才被复杂化，而不能与古希腊的元素和古印度的“种子说”相提并论，但随之而来的阴阳五行论却填补了这个空位。

　　最早阐述五行观的著作是《尚书?洪范》，它比古希腊提出“水是万物始基”观点的泰利士早了几个世纪。《洪范》所指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里，五行是五种感性物质材料，但它们又是上帝所有，是笼罩在神学帷幕下的原始宇宙观。阴阳五行观在殷周之际曾经是一种包含一定积极因素的社会思想，但战国中期以后，它就被唯心主义所融化，而表现出极端的神秘主义色彩，其代表人物是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一前240年)．战国时齐人，他总结性地提出了“五行生胜观”．并进而附会到社会历史中去。邹衍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认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些都不难理解。但他说，我国历史是按“五德转移”的顺序，完成从黄帝(土德)到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的更替的。那么，代火者必为水，下一个朝代必有“水德”。邹衍就这样把自然和社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一锅煮了。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五行性质的分析上，并急于用它来解释自然和社会，而不探索宇宙的始基和本源，这就注定最终走上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在希腊人在元素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原子论．追求现象后面的本质．而中国的五行论则最终归本于一个虚无飘渺的始基——气。

　　“气”的概念起源很古老，与阴阳概念相伴而生。周幽王时代的伯阳甫论地震就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阳优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燕，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这里“阳优”、“阴迫”的是指天地之气，也就是阴阳二气。气的概念是五行这五种感性物质构成宇宙的观察的发展。这正如在古希腊人提出水、火、土、气“元素论”之后，还不能满意，于是就造出了抽象一些的东西来。西方由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造出了“原子论”，我国则把五行的感性形式剥去，而统一于气，使“气”具有多种多样的属性。《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微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左传?昭公廿五年》子大叔引郑子产的话说：“则天之明，固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这里，五行和阴阳在气的麾下结合成了一个体系，所谓“天六地五。数之常也”。一是宇宙统一的物质基础；五行是多，是世界万物中抽象出来的几个大类，阴阳是气内部的根本动力。

　　把阴阳五行和“气”说推广到医学取得的成就，使人们把对中医“气”理论的批判成为禁区，好像这是卖祖，是伤中国人的感情的事。然而，中医“气”之理论，除了在辩证观点上有可取之处外，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又有多少呢?《内经》中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足东南，故东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日：何以然?歧伯日，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留之。”这种观点明显已经走向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

　　气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运动模式是一种粗糙的系统论，这种系统模式支配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其科学之外的神秘主义成分，一开始就不安分．与科学争夺思想阵地。当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停滞之时，神秘主义更是大行其道，无孔不入。所以，阴阳五行理论中的神秘主义成分的泛滥和中国近代科学的停滞是互为因果的。此间，阴阳五行已成为命运的代名词，沦为星相占卜、迷信和伪科学的理论基础将中国古代“气”理论发挥得淋淳尽致的，是道家的元气论。元气论自太极阴阳说发源，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教传人和儒学复兴几个阶段，历数千年而绵延不断．成为与“仁学”平分秋色的两大思想观点。五四运动时期，仁学和气说均遭批判，代之以民主和科学。但是，作为一种曾经于哲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气论”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今天在气功养生之术上，我们难道还看不出神秘主义的阴影吗?

　　三、从“天人合一”到神学

　　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天人合一的观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期盼和谅解。人们敬畏自然，更祈盼与自然和谐统一。天，既是自然，又是人类命运的主宰。人，既可以能动地适应自然，又必须被动地顺从命运。

　　“天人合一”观念成熟于先秦。孔、孟、老、庄都有这种观念。及至汉代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含义已由强调“天”“人”的认同和和谐发展到“天人相通”而感应的有机的整体的宇宙图式。董仲舒所诠释的“天人感应”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去除，代之以人对“天”的臣服和顺应，这和他的“独尊儒学”观点一样，是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董仲舒之后，东汉王朝的经典《白虎通》更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子至尊也．精神与天地相通。”但是，西汉儒学早在其地位独尊之时，即已潜伏着危机。两汉儒学“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在今文经学家那里被逐渐推衍为神学。

　　神学在西汉末年大为流行．再经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这种神秘主义思潮变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失去了学术价值并让位于“纬学”，跌入了迷信的泥淖。

　　魏晋时期，玄风独振，社会潮流又涌向注解《老》、《庄》、《周易》的玄学。“三玄”以“有无”为命题，才摒却董仲舒的“天命论”儒学观点．又进入了道家哲学的玄机中。

　　魏晋以降，至于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佛教的传人和儒、玄、释、道的抵触和和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宗教斗争，一开始就是在温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可能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优良传统，另外，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达到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以教行政的那种显赫地位，因此，在中国伪科学史上，找不到西方中世纪教会对科学、或者对巫术的迫害那样的惊心动魄的一页。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恐惧和仇恨来自于对他们笃信的宗教的自尊，因而他们不惜用火刑来对付与《圣经》理论相左的科学家。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正是压迫愈烈，反抗亦愈烈。教会对科学的压制使科学发生了更大的反作用力，随文艺复兴而来的科学的勃兴大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的进程。给世界带来了近代科学的春天。

　　那个时候，中国人正研究“天”、“理”和“太极”，中国出现了宋明理学家、心学家。程氏兄弟要人们“灭人欲”以“存天理”；朱熹在全国各地行政讲学，告知人们：“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陆九渊创心学，提出“心即理”，心是宇宙的本源的命题；王守仁拾起陆九渊的心学命题，却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倡导“知行合一”。那个时候的思想界沉缅于对宇宙的理性思辨的氛围里，有点沉闷，有点老气横秋。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如江海，有波峰浪谷。对于一个固守在城墙之内的民族一个时期的落伍，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尊神祭祖的有神论，八卦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元气论、“天人合一”、神学，等等。当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最终成为时代更上重楼的阻碍时，另辟蹊径寻找科学的世界观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随后的开眼看世界，随后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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