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语言用典《荒原》三题论文
关键词：叙事诗 互文性 非个人化
摘 要：《荒原》是一首叙事诗，采用的是古希腊神话人物帖瑞西士的叙事视角。《荒原》运用了多种语言、多种语体，目的是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沟通的缺乏，再就是为了获得“非个人化”的艺术效果。《荒原》大量运用典故等互文性写作方法，意在将诗歌导向对“本源性”荒原的揭示、对荒原的“本源性”表达。
T.S.艾略特发表于1922年的长诗《荒原》，也许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最令人难以领悟的作品之一。其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这样几个方面：非个人化写作、文体不明、语言多变、大量运用典故等“他语”形式。自《荒原》发表以来，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具体到我国，情况也是这样，据笔者统计，1980年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就收有学术论文150余篇。“荒学”研究可谓热闹非凡、繁荣异常，但是，通观学术界的整个研究状况，可以发现，热闹尽管热闹，但是学者们对于以上的难点问题却较少涉及，所以，尽管研究文章众多，却依然难以很好地帮助人们透彻地理解《荒原》文本。正因如此，所以，笔者才不避己陋撰写该文，以求能够对广大的读者有所助益。因为《荒原》的“非个人化写作”往往包蕴在诗歌叙事视角的选择、语言的运用及典故等“他语”的选用之中，所以，本文将重点集中于《荒原》的文体问题、语言问题及互文性写作问题。
一、《荒原》的诗体类型与叙事视角问题
《荒原》是何种诗体——是叙事诗、抒情诗还是写景诗？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大都倾向于强调《荒原》的创新性质，否定将《荒原》置于传统的诗体类别中辨析归属，并认为《荒原》材料最基本的组织方式为“蒙太奇”剪接拼贴。“创新”这自然是艺术的首要要求，但创新并不一定要拒斥传统。艾略特的批评及诗歌创作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在《荒原》中，艾略特对西方传统的吸收、继承主要表现之一乃是对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接受与运用。当然，诗歌的这一整体材料组织模式因省略而基本为表层的“蒙太奇”剪接拼贴所遮蔽。但《荒原》的“叙事性”却并没有完全为学术界所忽略。早在1948年，瑞典科学院的安德斯·奥斯特林在艾略特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就将《荒原》划入到了叙事诗的行列。我国学者李俊清在《艾略特与〈荒原〉》一书中，也强调了《荒原》的“叙事性”。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荒原》的互文本问题及叙事视角问题。艾略特曾经指出，魏士登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及弗雷泽的《金枝》曾给他创作该诗很大的启发，学术界据此分析《荒原》，主要关注诗歌中的“死而复生”与“寻找圣杯”两个神话结构，而对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于其他作品的整体套用、模仿则不太注意。实际上，《荒原》除了套用了以上两个神话结构之外，还套用、模仿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尤其是但丁《神曲》的游历模式，采用了欧洲传统的流浪汉文学、梦幻文学的叙事、结构形式。《荒原》开头有一段引语，一个献词。引语转述的是一群孩子与希腊神话人物西比尔的一段对话。西比尔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物，她曾出现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她曾带领埃涅阿斯进入冥界，游离过亡灵的世界。题词是献给庞德的，却模仿了但丁《神曲》中的语言。此外，诗中还六次引用《神曲》，多处引用《埃涅阿斯纪》。那么，人们阅读此诗就难免会想到《埃涅阿斯纪》中的冥界片段、《神曲》中但丁的梦幻游历。另外，《荒原》内容涉及世界各地、时代贯于古今，对于这样一种文本图景，也只有运用梦幻游历的方式整合贯通才易于实现、易于理解。在《神曲》中，诗人是在维吉尔及贝德丽采的导引下游历三界的，那么在《荒原》中诗人的引导者何人？笔者认为此人就是希腊神话人物帖瑞西士。事实上，艾略特对于整个荒原游历所见所闻的叙述都是在帖瑞西士眼光的参与下进行的。在《荒原》的原注中艾略特指出：“尽管帖瑞西士只是个旁观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物’，却是诗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联络全篇。”“帖瑞西士所看到的实在就是该诗的全体。”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帖瑞西士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他本是个男子，后来却因魔法变为女子，最终成为两性人。所以，他既能洞察男人世界又能了解女人的秘密，他所看到、体察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两性的完整世界。另外，因曾有惠于朱比特而被赐予了预言的能力，其眼光具有时间的穿透力，他可以置身历史之外统察古今。在作品中，表面看来，他只出现了一次，实际上他却无处不在。整部作品，可以说都是在其目光的参与下完成的。叙事主人公——诗人可以说仅仅是一个聆听者，或者说只是在贴瑞西斯的指点下来进行观察、描述。帖瑞西斯是一个具有“本源性”的人物，他实际上是古今人类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他的视角具有一种超越历史、地域、性别的永恒性、普遍性，他能够站在一个全人类的视角之上通古察今。所以，《荒原》的叙事视角就具有了一种全人类的性质。而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个人的情感、意识便因之而获得了一种超越历史、地域、性别的高度，从而获得了一种非人格的艺术形式、艺术效果。
二、多种语言、多种语体的运用问题
在《荒原》中，艾略特先后运用了英、法、德、拉丁、意大利、希腊、梵文七种语言，流行口语、书面语、古语、土语四种语体。作者运用这种方式首先意在强调、意在表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缺乏、关系的疏远这种状况，意在揭示“荒原”的形成原因。依据艾略特的观点，“荒原”之所以“荒凉”其原因之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远。而这也确实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状况。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个人本位文化，个人价值成了社会文化关注的中心，而集体观念则往往会受到质疑与拒斥，所以，社会的离散化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就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艾略特在《荒原》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西方现代社会人们的这种普遍的生存状况。“死者的葬仪”一节，聆听着风姿绰约的风信子女郎的柔声细语，“我”却唯有内心的独语。在“对弈”一节，无论是上流社会中的男女还是下层社会中的夫妻，也都处于一种绝对的隔绝状态。身处社会上层的一对夫妇，妻子絮絮叨叨、焦躁不安，而丈夫则一直沉默不语（只以心理语言相应）。置身于社会下层的丽儿，曾背着未婚夫与人私通，而今却又不愿让丈夫亲近。在“火诫”一节，无论是泰晤士河的“仙女”与她们的朋友，还是那位公司的女职员和她的情人；无论是波特夫人和她的客人，还是尤金尼先生对“我”的邀请，好像更多的只是对欲望的一种满足、索取，而缺乏心灵间真正的沟通、理解。作品最后“雷霆的话”一节，作者揭示了“荒原”的得救之途：其中之一即为“同情”，而“同情”的本意则在于人与人之间灵魂层面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
那么，作者是如何调动艺术手段、运用何种艺术方式来充分表现这一主题、描画这一状况的？其途径方法之一即在于多种语言与多种语体的运用。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语言的看法不同于东方。对于中国人来讲，语言不能完全尽意，人们有时不得不运用立象的方式来表情达意。面对精妙细微难以言传的意义，人们往往要靠心有灵犀、靠神交来达到交流的目的。但是在西方，语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依据《圣经·创世纪》的描述，语言具有创生万事万物的能力，而上帝为了惩罚不思悔改的人类，则运用了变乱世人口音的方式，使世人彼此隔绝、不能联合，从而削弱人类整体抗衡上帝的能力。所以，在西方，人们普遍相信这样一种观念：语言不仅是人类最为根本的沟通交流工具，同时，它还是人类的精神存在之家，语言之外无物存在。所以，语言的差异必将造成对话的缺乏，以致思想、精神沟通的困难。这就是艾略特混杂运用七种语言、四种语体写作《荒原》的实际语境。在艾略特笔下，整个荒原世界人们各说各话，尽管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却没有沟通的任何可能性，这就好比无线电联络，尽管机器众多、空间中也充满了电波，但是由于各台机器都处于不同的频道、不同的波段，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接通的可能性。
艾略特运用多种语言、多种语体写作《荒原》还有其他的目的，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却基本上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注意。艾略特试图以此达到“非个人化”的艺术效果。七种语言、四种语体，意在表明该诗中所写到的、所表达的，并不是某一种族的问题、种族的看法，也不是某一阶层的问题、阶层的看法，更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世界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人类个体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所共同持有的观念。从而使诗歌所反映的问题、所表达的认识具有一种超越个人、阶层、种族的全人类性。而这又和下一个问题连在了一起。
三、互文性写作：用典、引语问题
互文性写作是《荒原》的一个突出特色。在《荒原》当中，艾略特直接或间接引用了35位作家大约56部作品的名言佳句，范围贯穿古今、超越民族。前人的名章佳语、今人的俚语小调乃至新闻报道，诗人都信手拈来，混杂运用。诗作通过这种借用“他语”的方式来传达、来明意，所造成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结果就是使《荒原》文本与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互文性”关系。在这种互文性关系中，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差异都趋于消失。虽然这种互文性关系在其最为明显、最为基本的意义上为整首诗歌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类比象征结构、叙事结构，但是其更为深层、更为重要的功能则在于将诗歌导向一种对于“本源性”荒原的揭示、对于荒原的“本源性”表达。《圣经·传道书》第一章有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讲的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引导，如果没有天国的希望，人世间生活的虚空性与非时间性。艾略特对于人类的精神荒原也持类似的看法。在“死者的葬仪”一节中，著名的女相士梭斯脱里斯夫人的纸牌也显示出了“转轮”的存在，看到了“一群人绕着圈子行走”。在艾略特看来，人类的精神荒原并不是一种时代性、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历史、非空间的存在，它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在这种荒原面前，一切时代都是一个时代、一切地域都是一个地域、一切人类个体都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差别都趋于消失。荒原成了一种柏拉图“理念”式的所在，成了一种本源性的人类宿命、难以逃脱的永恒厄运。艾略特在《荒原》的写作过程中，之所以大量运用典故、引语等“他语”形式，之所以极力构筑文学文本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间的互文性关系，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在于以此来强调、以此来表现人类的这种精神荒原在人世间存在的普遍性、非历史性，亦即“本源性”。在这里，艾略特其实是将人类的生命区分为了荒原化的存在与非荒原化的存在两种状况。当然，荒原的拯救是《荒原》的主题、是艾略特的追求，但是，在艾略特看来，人类如果不能摆脱自身缺陷的话，那么，荒原就必定会是人类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人群所共享的所在，它就如同时空之外的鬼蜮世界一般，始终追随着人类、控制着人类，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人群中一再出现。
艾略特在《荒原》中大量构筑文学文本与历史、社会、文化间的互文性关系，另一个重要的意图则在于以此显示《荒原》表达的“本源性”性质，亦即《荒原》文本的“非个人化”性质。《荒原》广征博引：前人的名言、同代人的佳句，他民族的典籍、本民族的篇章，社会上流人士的典雅诗句、市井陋巷里的俚语歌谣都尽收文本之内，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人类个体“共同言说”的状况。那么，诗歌所反映的也就已经不再是诗人自己的个人之见，而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真理性。诗人的言说成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人类个体言说的代表，而诗人的个人言说也融在了这种“共同言说”之中。所以，艾略特在《荒原》中对于互文性写作的运用，并非像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进行古今对比以表达今不如昔的感慨，而是为了暗示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人类生存处境的相同，暗示过去的意识或状态依然还在延伸并广泛分布，是为了达到一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人类个体“众口一词”的立体化效果，以摆脱“个性化”的困境。
《荒原》描写的是一种荒原般的人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缺乏沟通、彼此疏远，耽于情欲、沉于物质，生命毫无意义、虽生犹死。总之，人的精神领域成了一片不毛之地。《荒原》并不把人类的这种“精神之荒”视为人类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刻、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境遇，而是想象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景象，一种能够超越时空的本源性的所在，是人类所难以摆脱的一种循环往复的宿命。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这种本源性的精神荒漠？怎样才能进入具有流动性、差异性的时间、空间所在，也就自然构成了艾略特这位悲壮的“骑士”所寻找“圣杯”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这样一种人类的精神图景都是通过艾略特的特殊眼光所看到的，是诗人置身于特殊的精神状态下的观感。所以，与其说诗歌反映的是外部的客观世界、是写实，还不如说反映的是诗人的内心世界、是主观的心境更为准确。但是，诗人处身于一种“荒原”般的精神状态、心理环境当中，却并不认为自己的一些悲观、沮丧的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仅仅是属于自己的一种个人性的行为，而视之为一种具有普泛性、永恒性的观念。为此，诗人利用精心设计的叙述视角，广泛调动各种典故、引语，掺杂运用了七种语言、四种语体，以强调诗中所写的景象是一种跨越历史、地域、阶层的人们所共同看到、共同认识到的人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非个人”的认识，而并非为自己的一种个人所为。但是，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看法确实属于艾略特的一种个人观点，比如，和他同时期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梅特林克的《青鸟》等就表达了一种与《荒原》不一样的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看法。所以，艾略特对于诗歌素材的非个人化处理，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具有了夸大的性质，他是在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悲观看法加以扩大、加以普遍化。当然，艾略特也并不是盲目自大、盲目自信，他的非个人化写作实践还是真诚的，而只不过仅仅是一种错觉罢了。虽然，艾略特的困惑、艾略特内心的“精神之荒”在一战之后的西方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荒原》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代人的失望，但这毕竟都是历史性、区域性的，并不具备超越时空的性质。
参考文献：
[1] T.S.Eliot Collected Poems：1909-1962，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1963.
[2] 新旧约全书[M].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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