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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人探源的论文
《“龙的传人”探源》一文,是作者通过研究长江古文化,探索中华民族起源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自认是“龙的传人”,依据是什么?至今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对中华民族起源于东部古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打破了一些陈旧的说法,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主要内容有:(1)一个尚待揭开的“千古之谜”;(2)从江汉平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3)民族大联合与“北雁南飞”。此文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动态》首先发表,并被选入《中国专家论文集》。研究长江古文化,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对研究世界人类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华夏民族的先民,一般是崇拜龙的图腾。他们将龙的形象画在氏族的旗帜上,作为氏族的族徵,成为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族习俗信仰,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氏族人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华夏民族的后裔,都自认为是“龙的传人”。但是,“龙的传人”起源在哪里?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便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一、一个尚待揭开的“千古之谜”。
“龙的传人”起源在哪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二是长江流域的云贵高原;三是双源说,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都是“龙的传人”发源地。笔者认为:“龙的传人”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的基调是蛇。”他进一步指出:龙的形象构成,最初可能是有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大部落,逐步兼并了许多以其它动物为图腾的小部落,融化了其它图腾的某些因素之后,于是便添上了兽类的脚,鱼的鳞和须、马的头和鬃、鹿的角、狗的爪、鸟的翼,化合成为龙。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龙的传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场人类大迁徙的过程。原来生活在江汉平原的古人类,由于长江三峡被打开,洪水泛滥,致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向高地山区转移。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先是与蛇类为伍,后来又与山里的野兽打交道。从此他们的心目中,除了蛇的形象以外,又增加一些兽类形象的特征,把这些特征加在蛇的身上,终于化合成了龙的形象。虽然客观世界没有龙的实体,但作为原始人的主观意识确信无疑。从蛇的形象变异和深化,说明华夏民族崇拜龙的图腾,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单纯蛇的形象不断美化和完善,说明了龙的图腾是集体创作共同智慧的结晶。
早在二亿年前的三迭纪末,地球上的古中华大地的地形是东高西低,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的大海,这个大海属于古地中海的范围,从现今的三峡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那时的地球处于青春发育期,它不甘心洪荒的寂寞,于是爆发了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即地质学家称为的“印支运动“。海底的岩石托起苍茫的海水向上拱出海面,迫使古地中海向西后退,作为中华民族的栖息地,就以此不同凡响的恢宏气势诞生了。
三峡地区的隆起,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沿着当年海底岩石褶皱,形成的巫山十二峰,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它向人们描写了一幅幅三峡地区横空出世的壮举。此后,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地球上又经历了一次喜玛拉雅造山运动,西部的古长江借着这个良机迅速向上升起,从此出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使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众水东流的格局。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了700里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地球的不断运动和变化,不仅塑造了一个美丽壮阔的长江流域自然风貌,而且造就了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他们就是“龙的传人”的祖先。
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女娲造人的故事,是长江流域最早的神话传说。屈原在《天问》中提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思是:人类的身体是女娲创造的,那么女娲自己的身体又是谁创造的呢?传说女娲是人首蛇身,与她结为夫妻的“蜜栖”或称“伏羲”也是人首蛇身。这些远古神话,说明古人类与蛇类结有不解之缘。
据考古发现证明,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众多的古人类化石中,有距今约5万年以前的“汉阳人”、50万年以前的“长阳人”、201——204万年的“巫山人”,比早期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还早40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江苏省溧阳县黄地区发现了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猿化石,这是近几年内的考古新发现。据专家考证,这种猿人身高只有10多公分,说明人类进化还处于婴儿时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的深入研究,笔者相信“龙的传人”发源地这个“千古之谜”一定会揭晓。
二、从江汉平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
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海拔50米左右,原系古云梦泽,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故亦称“云梦平原”。
千里沃野的江汉平原,是古云梦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水网纵横,湖泊密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林木茂盛,杂草丛生,适宜各种古生物繁衍和栖息。这儿是远古人类得天独厚的摇蓝,同时还有一个庞大的蛇类王国。古人类在此与蛇类为伍,和平相处。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里,古人类既有自己的朋友,也有天敌。主要是属于两栖动物的鳄鱼,经常出没在水中和陆地上袭击古人类,威胁到古人类的安全和生存。
笔者的幼年时期,经常听到老一辈人讲述《尺人兔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叙述的是在远古时期,有一大群古人类生活在江汉平原,他们的身高才只一尺(约30公分)左右,始祖马只有兔子那么大。此时的古人类比尚处婴儿时期的“中华曙猿”已有进化,身高长了一倍多,但尚处在人类童年时期。传说,这群古人类与普通猿猴不同,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的树棍和石块,以吃树上的野果为主,还在树上结巢居住,有时也成群结队地走下树来,到湖水中去打鱼摸虾。当遇到鳄鱼侵袭时,古人类尚无自卫能力,凑巧遇到这种情况,隐藏在湖边水草中的大蟒蛇主动冲出来赶跑鳄鱼,营救古人类,于是在古人类的心目中对大蟒蛇十分崇拜,视它为保护神。此时的古人类还不会制造工具,也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直观的,遗传到后代,成为一种古老的习俗,到了原始氏族社会,就成了氏族崇拜的图腾。至今在鄂西山区,还有家族信奉“鹰公公,蛇婆婆”。
随着古长江的地理地貌的变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崛起,众水东流切开了三峡峡谷,洪水涌向东南的水乡泽国,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两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古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纷纷转移到高地山区,从此“龙的传人”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迁徙。
古人类从平原向高原转移的第一站,首先是邻近江汉平原的大巴山脉的神农架林区。
大巴山位于川、鄂、陕三省边境,长250公里,宽40——70公里,海拔2000——2500公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正好横亘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山体庞大,山势巍峨,地面崎岖,交通不便,自古就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著称。
从江汉平原转移出来的古人类,在大巴山脉的神农架林区里生活了一段时期。这里仍处在长江流域的中、上游结合部,地势较高,不耽心洪水威胁,但山高林密,气候寒冷,空气稀薄。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随之而变更。原来平原地区气候温暖,空气充足,到了山区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迫使他们的体型向高处生长,以便吸收更多的空气这是后来的北方人比南方人的体形较高大的原因之一,原来在平原与蛇类为伍,到了深山老林要与山里的各类野兽为打交道,客观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古人类的主观认识,他们由单纯崇拜蛇的形象,改为多种动物形象的崇拜,其中有虎、牛、马、鹿、猪、鸟等,于是他们把这些动物的特征加在蛇的身上,化合成了龙的形象,这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再创造,是古人类智慧的结晶。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古人类大迁徒的过程中,曾经了出现过一大群古人类由组合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分散时期各个小部落崇拜的物象各不一致,重新组合时又以蛇的形象为主,综合其它物象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图象,作为共同信仰的物象,这就是原始氏族社会崇拜龙的图腾。
从江汉平原转移出来的古人类,为了战胜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从单纯以狩猎为生,到初步学会农业生产。但大巴山里的土地瘠薄,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为此他们又要进行一次大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要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高原平坦地带。本来他们可沿着长江向上游转移,但西部地区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更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只得沿大巴山脉向黄土高原进行迁徙。传说中的神农氏,在大巴山里生活期间,已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并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周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后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们也迁徙到黄河流域去了。重庆市有所大学师到川东作社会调查,发现在深山老林里还有的老百姓家中,供奉画有蛇的形象祖宗牌位,问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这是从老祖宗口耳相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还说,他们的老祖宗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他们后裔的一部分人又沿着大巴山脉向黄土高原迁徙去了。这个古老的习俗,正好说明大巴山脉是这次古人类迁徙的一条天然通道和桥梁。
随着古长江的地理地貌的变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云高原崛起,众水东流切开了三峡峡谷,洪水涌向东南的水乡泽国,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两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古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纷纷转移到高地山区,从此“龙的传人”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迁徙。
三、民族大融合与“北雁南飞”
江汉平原的古人类,通过大巴山脉到黄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以前,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逐渐在黄河流域两岸定居下来,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历史和文明,所以说,我们研究“龙的传人”发源地,并不排除黄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从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表明,在距今约1.2万年至6000年之间,中华民族已经历了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流域也发现有相应时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4%。所有汉族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即“龙的传人”。
早在新石器晚期,以黄帝(轩辕)为首领的夏民族,沿大巴山脉来到陕西境内,后定居在河北涿鹿,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这个氏族在迁徙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小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黄河流域一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由于他们的祖先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从祖辈那儿遗留下来的许多习俗得到传承,崇拜龙的图腾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龙的图腾是由蛇演化而来的,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蛇的图腾已经淡化,加之黄土高原地带比较干旱,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于是人们希望天上有个神灵能够呼风唤雨,使田地的禾苗生长茁壮,这个神灵的形象就是“龙”。虽然自然界并不存在龙的实体,但从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俗,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夏民族一直以龙的形象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并流传到后世。
与夏民族同时到达黄河流域的氏族,还有以炎帝(神农)为首领的殷民族和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传说,神农氏在大巴山里就能尝百草、播五谷、明医理、治病人,至今在湖北神农架林区还有他的许多遗迹。他作为殷民族的首领,迁徙至黄河流域,定居在山东一带,以凤凰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其实自然界也没有凤凰这个实体,它也是以某种鸟类为主的多种物象的复合体。后来殷民族与生活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九黎族,因争夺黄河流域的一片肥活的土地发生战争,此时炎帝已衰老不能征伐,只得向黄帝求援,于是黄、炎两族联合起来,大战于涿鹿之野,终于打败了九黎族,擒杀了蚩尤。经过这场战争,统一了中原地区,各氏族部落都推举黄帝代替衰老的炎帝,形成了以黄帝为主的民族大融合。在融合过程中许多氏族放弃了自己崇拜的图腾,一致以龙的图腾作为各氏族的旗帜,成为“龙的传人”,亦称“炎黄子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各诸候国都自称“诸华”,或“诸夏”,合称“华夏”。但“中国”这个名称,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因为商、周的王都建在东、西、南、北之中,所以各诸候国称它为“中国”。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战争还引起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才使汉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实际上汉族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另有一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实现民族大融合时,有的氏族部落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离开了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我们称为“北雁南飞”,这也是一种人类“回归”的现象。首先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的九黎族,一部分人留在黄河流域被融合,另一部分人迁徙到长江以南与三苗族融合,所以至今苗族还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其次是楚、巴两族南下长江流域。
楚族原属夏民族,传说他们的祖先颛顼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古时候,火对于人类生存十分重要,楚族的首领曾任火官,成缚显著,被封为祝融氏。后来在共工氏作乱时,祝融奉命前去平叛,因镇压不彻底,结果被杀。在长期的部族战争中,楚族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得从夏民族分离出来,先是沿黄河迁至陕西汉中一带定居,在此深受殷民族的影响,将崇拜龙的图腾改为崇拜凤的图腾。在周灭殷以后,楚族又沿汉水南下,到达荆山一带,他们在此开山垦地,“筚路蓝蒌,以启山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力富强,疆土开拓,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思想和文化,在统一了长江流域两岸的各个诸候小国后,建立了强大的楚国,成为我国南方的霸主。
与楚族同时到达长江流域的还有巴族,相传巴族也是黄帝的后裔。他们的著名首领是廪君。他率领巴、樊、瞕、相、郑等氏族部落,从陕西到达湖北长阳,又沿清江向上游迁徙,定居夷城(今湖北恩施市)。传说廪君死后化为一只白虎,所以巴族后裔以虎的形象作为崇拜的图腾。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湘西、陕西汉中一带,并建立了巴国。
楚、巴两族的回归,对长江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楚、巴两族为争夺势力范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后来巴国被秦所灭,楚族统一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龙文化、凤文化、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灿烂的楚文化。
“龙的传人”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似乎全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早有定论,不必深究,所以对长江流域的古文化研究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后我们应该有领导地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重新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世界人类的文明史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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