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词之旅》的文本特质论文

时间：2021-06-22 17:23:29 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试论《宋词之旅》的文本特质论文

　　关键词：学术散文文本特质恋古情结当下关怀主体人格

试论《宋词之旅》的文本特质论文

　　摘要：

　　在当前的“散文热”中，作为学术散文，李元洛的(宋词之旅)是一个较为独异的现象。它以批判精神、忧患意识、恋古情结、当下关怀为依托，成功地实现了学术操作的文学化，在当代散文创作方面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同时，其读诗即读人、读心、读史的实践本身，使审美客体的人格与创作主体的人格高度迭合，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阅读与文学写作的完满统一，这同样是具有深邃的启迪意义的。总之，(宋词之旅》是一个有其特殊风采的文本。

　　在近年来“学者散文”的创作热潮当中，李元洛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之前，当代“学者散文”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尽相同的品种;这之后，有信息表明，沿此大势进行的操作，也将导致新的“学者散文”的面世。这无疑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

　　对于当代散文创作的格局，笔者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估，即:它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共同形成一个散文创作的金字塔式的‘’建筑”，塔基是大众散文，塔腰是作家散文，塔尖是学者散文。这不仅仅只是以其数量言之，主要是以其文化价值作衡度标准来说的;就此而论，我以为称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是一个能让人接受的说法。假如以文学部类的名称为喻，一句话，我们的“小说时代”、“诗歌时代”、“戏剧时代”，的确都已经过去了，至少可以说是“热”过了;这意思是说，用更加务实从而也更加理智或明哲的眼光心态来观察、认识、把握和表现生活，的确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或日“当下”绝大多数人比较趋同的生存需求和“文学态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包括在“当下”的这段时日里，不再需要热忱、理想和奋斗，也许恰恰相反，为着使这些东西不再虚狂、空幻和浮躁，为着让它们能够更好地“落到实处”，我们转而更加重视自己的理性、知性和悟性，确乎是当务之急或“重中之重”。持续多年并至今不衰的“散文热”，以及上述散文创作的“金字塔结构”，就是一个明证，说明这恐怕真的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并且既不必讳言也无须惊诧。在生活当中，人们空前自觉地咀嚼、体悟、回味、反当生活本身，这该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实呵!也许比较起目前仍然存在的许多“泡沫”现象来，这更是一股值得珍视的文化潜流。而“学者散文”的“先锋”和“主导”作用，只要细察，人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90年代所大量涌现的“学者散文”，体式、体性、体制、体用，都不尽一致。有的注重“知性”，有的注重“文化”，有的注重“学术”，有的注重“启悟”。我以为都是有益的，可以在不同的层面，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不尽相同的现实需求。但既然“学者散文”本身还在发展当中并受到读者的欢迎，那就说明其文化价值还有进行更深人、更全面、更充分的开发和拓展的必要。李元洛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的出现，固然有作者自身的缘由，当然也不仅仅是如此，事实上它也是生活呼唤与催促的结果。

　　就作者个人的既定追求来说，他在《宋词之旅》的序言中很明白地表示:“继《唐诗之旅》之后完成的这部散文专书，除了专题性与开拓性之外，我还希望它有学术的根基，同时更有散文所必具的美质，希望它既是我与宋词人作时隔千载的交流对话，抱一掬古典的芬芳，同时又表现出作者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抒儿许当下的关怀。”这意思是很明确的，也许可以这样来拆解:专题性、开拓性、学术性、文学性，作为这位白称是“已退伍的评论老兵，刚参军的散文新秀”的个人追求，自是再明白不过了，他实际上想要做的，是一种兼有“边缘性”和“先锋性”的工作，照我的理解，就是想要写作一种‘.学术散文”，但又与此前较为流行的那些亦可称之为“学术散文”的文本不尽相同。从其文本特质的实际情形来看，既非借题发挥式的思辩型‘“知性散文”和“文化散文”，亦非抉幽发微式的考据型“学术随笔”和“读书札记”，而是在一个规定性很强的学术对象范围内，既作专题式的全面扫描，又立足于此抒写个人的自我情怀，即以学术的积累为根基，以散文的美质为旨归;而批判情神、优患意识、古典情结、当下关怀，则是其之所以要发思古之幽情，进行“专题性与开拓性”的写作的真正的内心驱动力，对此他确是充满激情与自信的—他说:“我虽已年届花甲，却绝不可妄自叹老磋卑，何况我热血未冷，普力未衰，壮心未老，对文学的不贰之诚依旧，手中的那一支笔啊也尚不肯就此归还。我相信，我的生命之树的年轮中，还能听到春鸟新的歌唱，我的生命的天宇上，还会嫩烧夏日如火的霞光!”这的确是让人感怀多多的，由中我们可以极为分明地看到一位当代学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他的情志高标的活泼泼的灵魂。毫无疑问，这也是当代生活本身激发的结果。

　　李元洛是著名诗评家，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珍珠，是他的一贯的爱物，也是他的宝贵的财富。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银河系里，他曾经进行过自由而酣畅的遨游，所获甚为丰盛;但时隔多年之后，他以全新的姿态重又回到他的“老对象”上来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旧情未断，而且爱意更为深切和强烈。这是一个值得许多当代人关注和深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我们铭记并引起警策心的现象二当前中国人的“务实”追求，应当客观地说，它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在这中间，我们的确也于有意无意之中，失落了或者正在失落一些极为宝贵的东西。而李元洛的“散文专书”或曰“专题散文著作”写作所给予笔者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正“跟”在这些当代中国人的“身后”，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辞辛苦、非常痛惜地把这些被抛弃或被遗失的东西捡拾起来，并且认真、细致地吹掉蒙在它们上面的尘土，拂去盖在它们上面的沙石，虔诚、小心地进行擦拭和清洗，以还其固有的金灿灿的本相，提醒某些患了失忆症，遗落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作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支撑的民族魂的当代中国人，不要取近舍远，趋物弃人，因小失大，得形忘神，从而弯了脊梁，丢了精髓，由于沉溺于虚假的奢华，迷醉于浅近的浮利，而疏远以至于扔却了我们借以安身立命、发展前进的根基，从而陷人堕落和异化的泥沼尚不自知。就此而言，李元洛的“跟”在人们“身后”所进行的文化“捡拾”工作，其实又无异于是“站”在这些当代中国人的“面前”，作激情满怀、意气昂扬的振臂呐喊和大声疾呼，其“与宋代的词人们白天把袂同游，晚上挑灯夜话，和他们一起优时伤世，歌哭笑傲，和他们一道移情审美，豪唱低吟”，始则“出今人古”，继则“出古人今”，在经历了“饶多清兴而又跋涉艰难的长途”之后，终于又“回到了红尘滚滚的当代”，这一过程，又平添了一种激昂慷慨的悲壮意味，是足以引起我们的由衷叹赏和深长感怀的，并且以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

　　根据这一思路，我以为要探究李元洛“散文专书”或曰“专题散文著作”写作的意义，即便只是立足于其“学术散文”的创作迫求本身来看的话，也不应只作一般性的理解而是还必须有些更为深邃的眼光。比如，我们当然可以按照通常的做法，分别从“学术”和“散文”这两个层面来进人其文体从而分析出其各自所固有的价值特质;但同时又应注意到，这里的“学术”操作与“散文”写作，都分别与通常意义上的纯“研究”与纯“创作”有所不同;而且，它们还是以相互间的有机联系，统一于一个创作主体既定、完整的文化追求目标的，如果割裂开来的话，恐怕很难得其真义。

　　从“学术”角度看，(宋词之旅》所做的工作，很明显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第一，它对宋词进行了一次宏观的、全面的爬梳，其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有白己鲜明的和独立的理路。一方面.内中有比较多的篇幅都是带有原创性质的新颖的研究成果，而且在点、线、面上都有不少富于启迪的可贵发现。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与可贵发现，又往往并没有作纯学术意义上的具体展开和深度发掘，似乎作者的写作本旨至少是其核心意图并不在此;第二，它对宋词的名家名作进行了大面积的、有重点的赏析，其突出的特点，是作者的价值判断和主体意向极其清楚而明确。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大家、名家还是被遮蔽的无名之辈，作者都力图从其点评式的赏析当中凸现自己对审美客体的个人体察与理解。另一方面，这些体察与理解当中的学术性成份及其所可能产生的研究价值，作者同样也不作科学探究式的具体展开和深度发掘，此中的含蕴与上述情形应是吻合的。对于“已退伍的评论老兵”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操作都显示出作者深湛的专业造诣和优异的学者素质，但他却毅然决然地“适可而止”，宁愿放弃其唾手可得的研究成果而只是把学术性的操作作为一种工具来加以利用，可见其主观抒吐的主体性是何等地迫切而强烈。应当说，这既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体的人本与文本个性，在当前既有的“学术散文”写作中，也是一个较为独异的现象，可作为一种新的动向来观照。

　　从“散文”角度看，《宋词之旅)的文学表征，我以为除了它的语言运作的.精心之外，主要也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第一，作者在“与宋词人作时隔千载的交流对话”时所处的现实背景，亦即其文化语境;第二，作者在“抱一掬古典的芬芳”，“抒几许当下的关怀”时，其即一时感兴背后的情感状态，亦即其文化思路。我以为，就这两个方面的情形而言，作者借助于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主体的.‘现场感”，都是强烈的。这有两个层面，一是“出今人古”时的“现场感”，即作者在把自己置于“古典时空”中时的“现场感”:他是那样地欢悦、舒怡、畅快和陶醉;一是“出古人今”时的“现场感”，即作者在使自己回归‘.现代时空”中时的“现场感”:他是那样地气闷、烦躁、不适和抵触—这两者都从其语言操作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甚至有时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阅读的印象，似乎对于他的“交流对话”的对象，作者常会因其深爱而显得特别宽容:而对于他的“批判”、‘’忧患”的对象，作者又常会因厌僧而显得尤其严厉。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知道，作为文学表达，这一切的真正积极的意义，首先是在于它提示了作者生命体验的真诚性和生存感受的真实性，而这恰恰又是散文创作的第一要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由中发现其文本特质的另一个尤为可贵之处，即作者在其写作中，的确是“动了真气”。这有两重内涵一是“有我”，不管其中包含了多大幅度的学术性操作，始终都是立足于自我表现这一文学宗旨和艺术基点的;一是“无我”，即一旦进入了特定的文化现场，其即时感兴的的抒吐，就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人文特征—这种“有我无我之境”还体现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场景当中:作者明明是在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唯一实在的听众只是当代的读者，但他却要(至少在形式上)把他们撇在一边，而径直、固执和一厢情愿地把“宋词人”作为自己的“交流对话”的对象;虽然他明知这只不过是一种纯主观的精神与心理的幻像，却仍然一边不断地说着诸如“我已无法”向其叩向、证实、征求意见之类的话，一边坚持以其知音、译友、文化同道的身份，去寻求其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的回应。而且我们明明能够清楚地看到，作者的价值判断的鲜明性表现在其对象指涉上时，虽然在实际上不是特指性很强的，却又儿乎采取了全都分别以“当时”和“今日”这类全称性词语来加以涵盖的操作方式。这恐怕只能说明，至少在精神领域里，创作主体的写作状态，是于一种带有“孤独感”的主观冲动;而其写作过程，至少对于他本人来说，又会于无形当中，借助其语言动作的自我暗示作用，反过来不断地加深其“孤独感”。于是形成一个精神、心理、思想、情感的文化圈:恋古愈深，厌今愈甚;厌今愈甚，恋古愈深。循环往复，筑起围城，作者无法突困，也无意突圈，最终集聚，积淀，凝合，结晶，产生出一个贯申全书，实际上是洞穿了全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反映了创作主体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当中的全部心理内容和心路历程的“永恒”的民族文化母题，即批判精神、优患惫识、恋古情结、当下关怀。这是作者既定的专题性、开拓性、学术性、文学性，以及其边缘性、先锋性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文化归宿。但我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现象来加以认识、解读、把握和评判的。我以为它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微妙的、矛盾的现象。

　　抽象地说，其局限性自也不必讳言:作为散文，其“当下关怀”应当说比较单薄，而且也比较缺少一点现代立场与现代惫识;具体地说，其开放性确也值得肯定:作为学术，其“恋古情结”中的良知与正气都是显豁的，而且有不少的独见卓识，有一种可贵的文化襟怀。尤其是，当于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当下生活中“发现了文化贫困与精神皿乏时.从民族的文化典籍和文学精品中去寻索生存动力与生命资源，不能说不是可供选择的正确路径之一。也许从《宋词之旅》的文本实际而言，作者的学术素养显然大大地高出于其文学才能，换言之，其“学术的根基”之深厚扎实，不禁要使其“散文的美质”相形逊色;但唯其如此，选择“学术散文”的写作来抒吐自己的现实情怀，又恰恰是最为明智的，何况如前所述.其批判精神与优患惫识的体现与张扬，又在“散文—文学—艺术”的题中固有之义上，应当说还是很成功的。而我在非常认真的阅读当中所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确看到了一个性格鲜明、面貌清晰的抒惰主人公的形象。据我的理解，这应当就是正常的散文阅读所本该持有的衡量尺度。但这不是读者的成功而是作者的文学创造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应的有力证明。虽然其方式的确是有些特别。

　　当代诗人兼杂文家邵燕祥曾经说过:读诗即读人，读心，读史。这当然是很高明的经验之谈。但肯定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够进行这样的阅读。据我粉要能够成为这样的读者，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他得有清醒而强烈的人的意识。他以人为本，有人道主义情怀，坚持人文立场，注重人生价值和自己生命的质量。他认为在无论怎样的生存条件之下，人都应当活得像一个人。反过来，如果一种生存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通迫或者诱惑人发生了异化的话，那么它们就是该诅咒的，该改变的，该革除的。自然，人如果自己先就或迅速或逐渐地丧失了人的警觉，从而不把自己当人的话，那么人本身就是一个罪草，同样是该诅咒、该改变、该革除的:人之为人的原初意义已经不存在了，那又何须乎活在人间呢?诗是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读诗，就是寻求做一个真正健全的人的一种必要的途径，就要读人，读心，读史—人的生活史、命运史、变迁史、成长史，说到底，是要研究怎样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具有人的本质的人的现实方式。而这是怎样严命而切要而重大的“学术性”工作呵;第二是他得有明确而执着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即“贯彻”之意，关怀应当渗透和再现在他的一切现实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当中，说得俗白一点，也就是两大内容，一为社会关怀，一为文化关怀，这都是人们所已经耳熟能详的东西。

　　但“关怀，不难，“终极”不易，是否能够有之，也就是“试金石”了—我们看到大凡能够做到的，哪怕他衣衫槛楼，形销骨立，弯曲了骨骼，也弯曲不了心灵;即便犹如一棵悬崖边的树，也仍然无惧于眼前、脚下那无底的深渊，心里仍然在想着要展翅高飞;哪怕犹如一裸业已被伐倒了的枫树，也仍然抖擞着带有露水的枝叶，从创口处将灵魂里的清香尽情地喷吐出来，弥漫在天地之间.让世界氮抓在芬芳里。这样的人的读诗，是不能够等闲视之的。

　　李元洛的《宋词之旅》，很明显就是一次这样的阅读。所以说实话，我倒不是很在意其“与宋词人作时隔千载的交流对话”一说在形式上之是否成立，在内容上之是否存在瑕疵。我以为首先他既有此强烈的愿望，又在进行很切实的这种努力，并且他至少在其“又一次黄金之旅”中，倾吐了他想倾吐的，该倾吐的，而且经常倾吐—其实也就是阅读—得非常精彩;其次他至少同时是在与自己进行“交流对话”，而这“话题”本身又恰恰是饶有深意的。不仅如此，其方式殊堪令人兴奋—他赏佳词，抒豪兴，爱华章，重人文，数风情，赞志士，恋往古，叹今世;清理文史脉线，释放审美郁结，无论是对象之选择，议论之落点，都再现出强烈而鲜明的主体性，亢奋性，倾向性，针对性。这的确决不只是在进行一次纯学术的操作，而真正是在以‘.散文”的方式进行文学的跋涉;它当然离不了学术的根荃，而且唯其深厚扎实，那文学的枝叶也得以繁茂青慈，让人耳目鲜亮。只要你仔细体察，你甚至有可能作出这样的断言:在这部“散文专书”或曰“专题散文著作”中，学术即文学—从来以科学、客观、冷静、规范为尺度的学术，完全被富于激情的创作主体(而不是，至少不仅仅只是研究主体)文学化了.它变成了他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的本身!这当然不是说，在形式上占据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的“主体”部分的学术操作，已经面目全非，不再是在做学问，不再具有科学、客观、冷静、规范的内在要求，不，不，当然不是如此:我们实际上总是不时地为其学术发现而欣喜。但是，这学术之与通常意义上和一般情形中的学术之大不相同，难道不是很显豁明朗的么?以往文学史著作中经常被提到和从来未被提到的人物，作者在进行其专业的、内行的评点、赏析的时候，还是像“纯学者”所做的那样冷冰冰的么?有感觉的读者都会发现并认可这种“改变”，因为它实在比起“纯学术”来是增添了某种东西。而这恰恰又是我们今天往往有意去寻求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并不只是作者的“抒惰议论”:我甚至想，这种抒情议论的加人，固然也是增添“这种东西”的一个方式;但倘若仅仅如此操作的话，我们仍然不见得会被它所触动，学术也并不见得就会成为文学，就会文学化—哦，是了，关键就在于这个“化”，把生命体验和生存感受“化”人学术爬梳和文学赏析当中，一切感兴和议论才会显得妥贴;就这样，学术变成了文学，而作者所寻求的“交流对话”的对象—“宋词人”们，也就变成了作者自己。“时隔千载”又有什么要紧呢，既然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是我，我即是你?难道在(宋词之旅)中，李元洛不正是在评点和赏析他自己吗?这样说来，李元洛的“抒几许当下的关怀”，作为其“批判精神与优患意识”的外在表现，那些指涉当今的具体文字，相比之下，我倒觉得不一定有那么重要了;我觉得如果用“艳一掬古典的芬芳”来概括其文本特质的核心内容的话，也许更加准确一些，而“芬芳”何在，读他的评点与赏析，即可晰然领略。而其感兴之抒发，议论之倾吐，当别有价值，照我在前文中的说话，就是贯以激情，动以真气，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则，文贵有情有气;二则，可以“出古人今”。虽然其内容与形式，都稍嫌单薄了一点，与其“出今人古”的评点与赏析，不大相称，也不太“贴”。

　　全书26篇文字，我以为绝大多数都很好。比较偏爱一些的，是《源头活水》、(清秋泪》、(卷起千堆雪》、(国士三重奏》、(怨曲·悲歌·丧钟》、(喜乐与哀伤》、《美人·隐者·烈士》、《一去不还惟少年》、(请君试问东流水);比之更爱一点的，是(万里夕阳垂地)、(黑夜中的电闪雷鸣》、《爱情五弦琴》;但最获我心的，当数《宝刀小试》和《千古英雄气》。前两组作品，好处各有千秋;后两篇作品.我的尤为钟悄之处是在于:审美客体的人格，与创作主体的人格，在这里不仅迭合得更为令人欣慰，也使我本人感觉到特别亲切。坦率地说，我不习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持非常“客观”的态度，也不钦佩那种心目中只有“艺术”的做法。人都是主观的，读诗是为了读人，读心，读史，“公允平正”有什么高明?

　　但也可以谈一谈技术性问题。李元洛为文，语言是很讲究的.尤为注重文采，这当然好。我曾经对元洛先生口语表达的华丽由衷叹服。但不知为何，有时对其书面表达的华丽，感觉却有点异样，多少有点隔。是因为我的审美好尚更偏重于自然、质朴?是因为我已对其口吐珠玉早就先人为主?也许有之;但又似不尽然。记得在阅读其(吹箫说剑》一书时.最喜欢的是其第三辑中前半部分的作品，而像《苦辣酸甜说读书》、《师恩》、(我的思念在彼岸》等篇什则印象颇深，(寸草之心》尤其难忘.我以为其好处是既生活化而又有书卷气，情感真挚切实，内心生括丰富，表达自然流丽，涵容非常饱满。个人识见，也许偏颇，但的确没有掺假的成份。

　　此外有两个小问题，但我很感不适。一是书中数量颇为不少的现代俗语的嵌人，这也许正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只是，我总以为，像《宋词之旅)这样的著作，无论怎么说都是雅书，而且是古典对象，古典情调.把现代俗语撒进来掺沙子，且语调、口吻有时还含有调侃味，好不好呢?二是全书中一些句式，如“寿终正寝，不，寿终海寝”之类，反反复复地出现.我以为其效果是破坏性的。其实元洛先生的语言库藏，是相当丰富的，即便某句式不坏，似也不必如此偏爱。而与之有些相近的情形是，“出古人今”时对于当代诗人的举例.对象范围过于集中，若能作点调剂，效果也许会更好。自然，(宋词之旅》是一个有其特殊风采的文本。这一点，应当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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