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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清惠州府进士的生成机制论文
明清惠州府进士98人，其中，明代44人，清代54人。惠州府进士数量在全国并不占优势。在明代15个、清代19个直省中，广东均排名十二；在广东省府际（含相当于府的直隶州）之间，惠州府均排名第五，其中，明代占全省进士的5.2%，清代占5.3%。结构也欠优：就进士的结构比例而言，一甲颗粒无收，二甲21人占21.4%，三甲77人，占78.6%；就巍科人物而论，明代全国共有394人，广东为10人，清代全国531人，广东17人；而惠州府明代阙如，清代仅1人。但是，明清惠州府进士有着不俗的表现，涌现出了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等名公巨卿，为政学两界声名显赫的全国性人物。故此，有必要对其生成机制进行探究。
一、较为发达的经济
经济是人文发展的内驱力，经济基础之于科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地域而言，都是如此。明清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广东已摆脱过去的落后状态，跻进全国先进地区行列，也迎来了文化发展的兴旺局面”。此时，广东的富庶令世人心动眼热。“吾广谬以富饶特闻，仕宦者以为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亲友，举手相庆”。惠州的富庶程度虽不及广州、潮州、琼州等府，但在广东仍不失其第二梯队的位置。“昔班氏志汉地理，盛言粤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故广犹蒙故号称富饶云。今之谈上郡，曰广、潮、琼，其次莫如惠”。因此，经济的发展，为惠州府的科举成就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民风淳朴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因之，惠州府各邑民风亦有等差。总的来说，负山靠海的地理环境，使得惠州民风淳朴。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香山人黄佐揭橥惠州府地理环境与民风之关联，“惠居五岭东南，罗浮甲于天下，重凕环之。其民钟气于山，大都 朴野悃愊。故讦狱讼鲜，而椎鲁顽昧或不免焉。岁部使者至，莫不喜其淳而加简恤”。曾任惠州府推官的泰和人杨载鸣亦指出，“惠俗鲜诈而多质，其讼狱无坚根深穴而近情。故虽地大以富不逮广、潮、琼，而亦无健且险之患，稍一绥辑，即为乐土”。惠州淳朴的民风，是其地文教之兴的重要因素。
三、士风向学
士风与民风相表里。士风之醇驳，很大程度决定着该地文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明清惠州府士风醇茂，人才日兴。归善“士好礼而文”；博罗“与归善缙绅先生犹行古道者有人，故士胥兴起”；河源“士诗书，民生业，未闻竞竞焉”；兴宁“士尚文行，民厌奢靡，能急义”。在好礼向学之风的濡染下，惠州府出了一些笃志力学的读书种子。杨天祥，祖籍博罗，迁归善塔子湖。杨氏读书白鹤峰下之时，“昼不踰阈，夜不阽席。冬夜以冻水沃足，致跛。其诵书之法，以心对书，以耳听声，不求上口，亦不求强解。每简以百遍为度。当其读时，虽事至物来，一切不闻，食寝俱废，必诵数足，然后应之。”他曾向友人及诸昆弟谈及其苦学之状：“予自弱冠，厉志读书，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节家庆及疾病之日，不过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诵读。日不下一简，一年不下九百简，十有五年，不下一万五千简”。李鹏举，归善人，李学一之父。李氏平生好读书，“予平生有钱须是买书，不买他物，盖无嗜好故也”。他谆谆告诫儿子勤学上进，即便在其获选庶吉士之后也是如此。“官得晋翰林，即清贵矣，但恐尔不肯苦心向学。人生得此一步，尚不肯发愤，即做科道等官，未必安稳也。”他还指出，唯有读书，才是激扬家声的不二法门：“人家留得读书、为善二种子在，则门祚不患不光大。今人只要了己身目前之计，好聚财，好肥田大宅，便自以为子孙久远之计，此计之短也”。
四、学校的培育
学校是养才、储才之所，使经明行修之士以备异日台察守令之选。因之，学校之设，关乎文运、国运之盛衰。“人才者，治之本也；教化者，人才之本也；学校者，教化之地也”。明清惠州府学校之多，师儒之盛，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可谓得风气之先。明代惠州府有儒学9所（惠州府儒学及所属八县儒学），书院 22所，精舍2 所；清代有儒学11所（惠州府儒学及十属儒学），书院21所，义学10所。由于学校实际上还承担了以提高科举竞争力以外的社会教化职能，从而使得进士数量与学校、书院的数量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绝大多数接受了地方学校教育，故而地方学校教育与科举成就之间密切关联，至少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地方教育的绝对质量可能为科举的成就提供必要的保障；……二是地方学校为应付科举而特别准备的教育，其水平的高低也可能会导致地方科举成就的变化”。因此，众多的学校对于惠州人文的振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官绅的奖掖
地方长吏、士绅的崇文兴教，也是明清惠州府文教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移风易俗。地方官绅对于淳化风俗，开启人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校，号庄渠，昆山人，嘉靖初为广东提学副使。在其任内，魏氏废淫祠，建学校，对于开启惠州人文，功德无量。邑人郑维新指出，“惠尚淫祠，昔人谓粤之遗俗，然未能易之者。至是始毁之，尽即之为社学为书院，而弦歌俎豆其中。民用不惑，邪闢正崇，庄渠之功”。
二是培养士气。道尊于势，是先秦儒家开创的传统，成为历代士人的信念，激励他们以道自任，献身于儒家的圣王理想。因此，作育人才，首在培养士气，尊崇士道。施起元，福清人，顺治六年（1649）任广东布政使司参议，分守岭东道。他到任后，“尤加意培养士气”。此时的惠州，“当开代之始，法纪未立，有司擅挞士子，士奔诉”。为此，“起元立拘行刑皂卒，笞之，严饬有司。自是士气始伸。辛卯，委摄学政，分考惠属。所首拔皆知名士，随皆联翩隽去。至今犹食养士之报”。
三是兴学助学。发展地方文教事业，是士大夫最重要、最常见的文化职能之一。地方官绅热心于倡建学校。在明代惠州府的24所书院、精舍中，有12所为地方官绅倡建；在清代31所书院、义学中，有26所为地方官绅倡建。地方官绅还以多种形式支持士子勤学上进，如捐修学校、增置膏火、奖勤励优、资助寒门子弟等。明代惠州知府李玘，“考课诸生，择其秀者居之校舍，厚其廪饩，而稽其勤惰，郡士益奋于学”。清代博罗知县熊炳离，“修学宫及登峰书院，捐廉置膏火，认真考校，所拔取皆知名士，文教日兴”。明代博罗士绅林烋，里居期间，设立“茀桃书馆”“，诸童冠自外来者，听困乏当前，无不悉力相周，于学者尤加资恤”。清代归善士绅陈鸿猷“，惠守伊秉绶迁惠阳书院于丰湖，鸠工集费，悉鸿猷所赞助”。
四是以师儒自任。登坛授业，地方官绅不仅优为之，而且乐为之。明代广东布政使司参议周应治，“按部至惠，公暇即遍游罗浮、西湖诸形胜，聚十校子弟为之辨析。而四方闻者，亦莫不负笈至，生徒聚者日益众，户外愿受教屦常满”。清代惠州知府江国霖，“考校郡士，规条整肃，无敢越次讙譁者。月课文皆手定甲乙，指诲谆切，人人喜得师”。士绅中以杨起元为典型。作为一代文宗，杨氏多次在乡邦讲学。万历八年（1580），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杨氏以养病告归，在永福寺讲学。“庚辰，以养病归。入奉二人之欢，出兴鹅湖之教，构楼丰山若终身，日订江门、新建盟谊。来学者接踵，谈经论道，迄无宁日”。万历二十一年（1594），丁父忧回乡守制期间，杨氏“与诸生讲学不倦”。万历二十六年（1599），丁母忧期间，杨氏为府学、县学诸生讲学。“於是多士云集，执经而问者无虚日”。
就科举文化发展的历时性而言，明清惠州府与广东省的发展脉络大体是吻合的，“明代才达到人才鼎盛、学术浓厚的高峰”；鼎革之际，“许多知识分子仗义死国，幸存者或遁迹山林，或遁入空门，或以诗文自娱，人才浅露”；至于清代，科举人才、文化人才“又有所萎缩”。就共时性而言，惠州府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处于第三梯队的位置，不仅与第一梯队的广州府、第二梯队的潮州府有巨大的差距（不到广州府的10%，其中，明代约占9.5%，清代约占9.4%；为潮州府的30%左右，其中，明代约占28.6%，清代约占33.9%），而且与广州府的南海、番禺、顺德等科举大县也有较大的差距（南海明代156人，惠州府约占28.2%，清代136人，惠州府约占39.7%；番禺明代82人，惠州府占约53.7%，清代118人，惠州府约占45.8%；顺德明代75人，惠州府约占58.7%，清代129人，惠州府约占41.9%）。
总之，明清惠州府进士在数量上居全省居中游，不及广州、潮州、肇庆等府，甚至一度逊于琼州府（明代）、嘉应州（清代），在全国也基本上处于中下地位，但是，明清惠州府进士取得了不俗的科举文化成就。明清惠州府进士不仅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他们还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较高的文化素养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沿波讨源，其由以生成的机制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它对当下惠州的发展以诸多有益的启示：充分利用经济较为发达的区位优势，大力崇文兴教，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才能继续保持惠州作为岭南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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