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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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的论文

　　摘要：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薙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的论文

　　关键词：方以智；遗民；出仕；归隐；逃禅

　　关于方以智之逃禅，见诸史传或相关介绍文字，于其出家之时间、地点、情境之记载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以致讹误频传。如《明遗民录》其小传写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历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寻命入阁。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号‘无可’，最后，自号曰‘浮山愚者’。清兵尝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辞左而受右。清帅起谢之，为之解缚，听其以僧终。乃披缁诣天界，事俍公。”［1］这段文字言其不仕于永历小朝廷，故而削发为僧以避世，至其后被清兵抓获，不易其服，以僧而终。然此与方以智为僧之实情有所出入。

　　又如《文学遗产》曾刊发一则短文《明遗民多逃于僧》其中写道：“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其最著者则方以智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屈大均名一灵，钱澄之名幻光，又号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释，字澹归，周容名释茂三。五人后皆还俗。……然则当时逃遁于释门者甚众也。”［2］该文指出此种现象，符合史实，然断言“五人后皆还俗”，笔者姑且不论所举其他四人是否还俗，但若言方以智“还俗”，显然大谬。

　　今所见介绍方以智的文章，或言其明亡后即为僧，或泛泛而谈其被清兵抓获后拒绝降清，被迫削发为僧，然实情究竟如何？笔者遂加以探察，以考其实，并略加思考特定历史情境下，方以智不得不为僧的矛盾心理和必然选择。其之为僧，似是彻底摆脱了俗世尘务的桎梏，精神枷锁得以解脱，其后专心著述，潜修佛学，但事实上，其内心依然难解儒家思想的羁绊，故而杂糅儒释道三教，融通合一，归之于《易》，藉此试图化解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一、方以智逃禅之实情

　　对方以智相知最深的莫过于钱澄之，他晚年为方以智妻潘翟七十大寿写有《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3］文中就曾追忆了当年方以智的艰难处境与被迫为僧的经过。

　　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旋即帝位，是为永历，方以智以推戴之功，擢少詹事，但不久因与司礼内监王坤不合而弃官。其后随永历驾幸梧州、桂林，已然洞察时局，知其难有作为，此后屡诏不起，十次坚辞东阁大学士之职。方以智于永历朝供职不足三月。他虽有匡扶明社稷之志，欲挽狂澜于既倒，终究难遂其志，于“归不可，出不可”的两难境遇中，即已萌生出家之心。其实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4］在出仕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多重矛盾纠结中，难以寻求解决的良策。儒家宣扬“穷则独善其身”之说成为士人保全自身的信条，但遭逢易代之际乱世之时，何谈独善其身？所以他心中萌生出家之念，正是此种情势逼迫使然。但有此想法并不意味着会立即采取行动，尚需某种外在因素的作用才得以最终实现——纵使是被迫的接受，而这种外力即来自于他在平乐被清军捕获。

　　1650年十月，他寓居广西平乐，钱澄之、瞿式耜等旧友相聚，刚刚庆贺他的四十岁生日，妻子潘翟带着幼子中履和他相傍；及其两月前新纳一妾，为同乡女。十一月，清兵攻陷广西桂林、平乐，于平乐搜捕方以智不得，因方以智此时送钱澄之出山，别于昭江。他们于是抓获以智家人逼问，并严刑拷问严玮，因以智曾藏匿其家。钱澄之《失路吟（庚寅、辛卯）昭江三首》第三首诗后自注：“严伯玉隐仙回洞，曼公匿其家，为邻人所发，备极刑，终不言。曼公自出始免。”［5］其《所知录》对此所记颇详：“盖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乐，闻平乐已破，其家人被执，问公所在，则以与予

　　同往仙回洞严伯玉家对。随发二十余骑往仙回，而公亦适奔仙回。”随后以智“乃自剃发僧装出，以免伯玉。遂至平乐，见（马）蛟麟，蛟麟谕之降，不屈；胁之以刃，诱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坐，礼之甚恭。因请出家，许之，故随之至梧。”［6］也就是说，方以智是为家人及严玮免于受难而主动“投案自首”的，且此时已是剃发、身着僧装打扮，表明自己已经出家。但清帅马蛟麟想要逼迫以智降清，故而威逼利诱，并将他押解到平乐法场，“令冠服置左，白刃置右，惟所择。先生辞左受右。帅更加敬礼，解其缚，始听为僧。”［7］马帅本来极为憎恶僧人，但也为以智之不屈、不畏死所慑服，听任其为僧。方以智于《辛卯梧州自祭文》中写道：“将军奉黙得那教，尤恶头陀，露刃环之，视此衲之不畏死而异之，逼而訹之，终以死自守。”［8］

　　如果说，当初以智有此出家的想法，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而此次薙发披缁面见清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寻求自保，且以免亲人朋友无辜受牵连，但随之而来的允其“为僧”，则迫使他不得不真的出家，彻底断绝尘缘俗念，所以钱澄之说他“然公自此真为僧矣”，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说，方以智至此方才获得了身心痛苦的真正解脱，他于明亡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心神难安的境遇总算结束。

　　二、方以智逃禅之必然选择

　　上文于方以智出家为僧之经过考述已然清楚。在明亡至其最终逃禅的六年多时间里，方以智经历了几番生与死的劫难，遭逢被执、被诬、逃亡、短期出仕、避世不出、被逮而被迫出家的种种际遇。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充满凶险复杂多变的人生变化，对于一个江南望族的贵胄子弟，且身为故明臣子，其感受应是相当沉痛的。他在《寄张尔公书》信中写道：“嗟乎！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而暂一甘刑戮，两弃妻孥，又万死中被奸仇之锋，极难时遭奴仆之叛，命不谓苦乎！知者谓智北都应刃而死，不污伪职；天雷题诗于壁，自拒囗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应，刘宣之抱经林薮，然古人更有苦于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齐，又何道哉！”［9］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苦难历程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于此易代之际，方以智面临有多种选择：或殉节、或归隐、或出仕、或降清、或逃禅，等等，但是，最终惟有逃禅成为他的必然的选择。今稍加探究，于梳理其思想发展演变及精神气节操守大有裨益。

　　1.方以智于甲申之变时，闻崇祯自尽，曾打算投井殉节，然未果。

　　计六奇于《明季北略》就记载道：“（方以智）闻变，走出，遇苏人陈伯明，仓卒通名，相与叹泣。潜走禄米仓后夹巷，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10］他与陈伯明准备投井殉难，只是有人来担水，未能遂愿。清邹漪《魏庶常传》也有相类文字：“而贼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于金水桥且曰：‘我侪图一死，所以报先帝。’公曰：‘死易尔！愿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11］此两则文献记载虽细节有异，但足以证实方以智于城破、崇祯帝自尽时曾打算以死殉节，报答先帝的。只是他后来在魏学濂的劝说下放弃了毫无意义的自杀殉君殉国的念头，希望于乱世之际能匡扶社稷有所作为。廷绝望，坚辞出仕；归隐山林不得，退居故乡亦行不通。

　　方以智被李自成农民军逮系，拷掠至足踝骨见，但始终不屈，此时亦是经历了一场生死的劫难；后乘间逃脱，间关南奔。但弘光朝新创，马士英、阮大铖执掌权柄，党祸复炽，以智上疏报北事，以效朝廷，反遭非议，竟被判处“从逆”罪第五等“应徒拟赎”惩处。弘光帝还下令逮捕他，阮氏对其嫌怨已久，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方以智遂流离岭表，变更姓名，卖药市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弘光朝政昏愦，赃法卖官，中兴难期，不久政权灭亡；继之唐王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亦旋即灭亡；随后桂王朱由榔于肇庆正位称尊，是为永历帝。方以智曾短暂入朝为官，但权宦司礼内监王坤柄政，以智与之不合，便弃官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结茅山中，卜卦糊口，生计困顿，著书赋诗，聊以度日。他深知永历小朝廷不可为，故而十次疏辞永历授与之官职，对永历朝廷极度失望。也可以说，他对入世出仕早已死心，对恢复大明王朝已经彻

　　地绝望了。

　　他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以避世，或退居故乡，但此路也行不通。他跟钱澄之即言及：“吾归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亲，其缁乎？”《清史稿》其本传亦写道：“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面对永历帝再三征召，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等职，他内心十分矛盾。身为故明臣子，他理当事君尽忠，但现实是残酷的，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知道永历无可作为，明白自己终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他明了“出不可”且更清楚“归”亦不可，这种或出或归、“负君”“负亲”的两难抉择让他备受痛苦的`煎熬。其时永历帝困于西南一隅，清兵正横扫全国，迅速消灭各地反抗势力，永历帝的灭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故乡桐城早已是大清的版图，方以智想要回到故乡隐居显然已非易事。

　　3.方以智被清军捕获后，坚持民族气节，拒不降清，不做投降派。

　　1650年，清军攻占广西平乐后，极力搜寻方以智，必欲得之。当他被清兵抓获，主帅马蛟麟反复逼其降服并以死威胁时，他坦然趋向屠刀，宁可选择死亡，拒不仕清，清帅只得听任他为僧。方以智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看他此前流离沅州时所写《俟命论》一文就明了个中缘由：“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则名教所恶。圣人峻其防，则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无二。”正是缘于“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激发着他不惧死亡，做故明的“忠臣”。于此情境中，方以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削发为僧，保全自身，又不仕清，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且又不辱没先祖及家族门第。或许出家并非因为勘破红尘，但现实危境中不得不然的选择，促成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4. 逃禅是方以智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更是他人生痛苦的解脱。其实，逃禅何尝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绝不仕清的坚决的抗争。方以智被供养于梧州城东云盖寺，两年后在施闰章的帮助下回到故乡，其后一再拒绝清廷征召，立意更为坚定，不做两节人。

　　顺治十年（1653）春，清朝官吏两度逼迫方以智出仕，他因此奔至南京，师事曹洞宗觉浪道盛大师，圆具天界寺。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癸巳春省亲竹关》写道：“操抚李公，迎老父入皖，赠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时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马公又欲特荐，属父执刘阮仙趋行。杖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脚根。’借以得免。老父于天界圆具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

　　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廷逮絷，后查明此系其明亡前所作，遂予以释放。他对方以智晚年思想与活动均产生较大影响。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即崇祯末年与以智父亲方孔炤同系刑部大狱的御史倪嘉庆。方以智誓不出仕，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潜修，“数年，兼解性命之源”［12］。康熙三年（1664）底，方以智应庐陵知县于藻（友人于奕正之子）、倪震（笑峰大然倪嘉庆之子）等人之请，为了觉浪兴复曹洞宗风之愿，主青原法席，理佛参禅。

　　三、方以智逃禅之心态探微

　　方以智为僧，是其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从入世到出世，由儒而释，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改变，于其影响至深。但考察其此后之思想及举动，我们可以断言，他并非由此就完全超脱于红尘之外，了却俗世尘缘。尤其是他在对待侍养老亲上，心中时刻牵挂老父，遂有归家侍亲之举、父逝破关奔丧之为，依然以儒家思想行事。他内举儒学，外修禅功，杂糅儒释道融通合一，归之于《易》，体现出思想的复杂性。

　　方以智于1650年十一月被迫出家为僧，入住广西梧州云盖寺，但他还是尘缘未了，惦记着家中老父。是年冬作《辛卯梧州自祭文》：“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无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来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独眷眷者，白发望之久矣，尚未得伏膝下。……未能免俗兮于乎尚飨。”言自甲申之变后，即已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乡老亲而已。他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了两年后，施闰章奉使粤西，在施的帮助下，以智得以北返至庐山。是年冬，方中德、方中通至庐山迎归家乡，以智于白鹿山庄见到老父，祖孙三代团聚，百感交集，涕泗纵横。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他之为僧，于今得以回乡，了却思亲之苦，即是“归路”。

　　当然，于其返家之举，世俗或有非议，就连其好友陈贞慧亦曾不解。侯方域在《与方密之书

　　》中写道：“（密之）今已为僧，止于高座寺。仆乃大喜相见之有期。密之虽还，而得其所也。往在毘陵，陈子定生私下问仆曰：‘密之之还，何也？’曰：‘密之无兄无弟，老父六十余，在堂虽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养。密之之还，宜也。不然，密之读书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岂患无沟壑足了此身，而必恋恋故土哉！’”［13］侯方域可谓方氏知音，此言道出了方氏的心理话。方以智自己曾解释道：“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苾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眥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14］他之所以返回故里就是要为老父尽孝，恪守家训，遵从儒家伦理而已。

　　顺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炤去世，方以智痛哀不已，随即破关奔丧桐城。营葬父柩于东乡合明山，按照儒家伦理，“衰绖成服，受吊如仪”，而且栾庐墓侧，名之曰“不择地”，守孝三年。这都说明他虽皈依佛门，但在思想上还是以一个“儒者”自守。

　　此前一年秋，钱澄之见访，向他言及明朝故中官所告知的崇祯帝感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方以智听罢“伏地哭失声，北向九叩头谢恩”。时距明亡已过十年之久，他闻知此事，顿时感恩拜伏，涕泪纵横，心中仍然感念崇祯帝的恩德，可见其心中依旧怀有深深的故明情结。虽身在方外，但那份潜存内心深处的家园故国情怀并非轻易就能彻底抛却。

　　方以智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灯红酒绿到黄卷青灯，这种今夕生活处境的强烈反差，如同天上人间。陈维崧在《方田伯诗序》中就曾写道方以智当年于南京所过着“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的狂放生活，且因世乱而“先生益慷慨，习兵事，堂下蓄怒马，桀黠奴之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于今“曾几何时，而先生则已僧服矣。先生之为僧于长干也，嵩常过竹关从先生游，时田伯亦在关中。嵩再过竹关，而先生念嵩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者。噫，可感也！”［15］这种苦行僧的生活，非常人所能堪，方以智却甘之如饴。他闭关于高座寺，著书立说，或登堂说法，马其昶亦不禁感慨道：“先生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佔毕称，岂其志哉！”然而这样的结局，对方以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结局呢？

　　（1668），方以智年58岁，决定回故乡终老，其子于桐城动工兴修报亲庵，欲迎老父归养。次年春，桐城方氏报亲庵落成，以待其返乡。方以智遣僧徒先至浮山经营，以作准备。但不久粤难发作，方以智被逮押解广东，行至江西万安病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肉身最终得以安葬故乡，终于归根，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四、结语

　　清朝入鼎中原，时代巨变，“天地遂崩裂”，对明人的打击极其沉重，士大夫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仕清，甘做遗民终老，抑或重新出仕，侍奉新朝，的确是一个考验。《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周易正义》）那些有气节的士人，于此易代之际，或甘做遗民，归隐山野；或削发为僧，遁迹佛门，超脱于尘世之外，应是一种非常无奈却又是最好的选择。

　　清代江阴人陈鼎就注意到明季遗臣大多出家为僧的现象，他说：“明季遗臣，类多为僧。……以视夫忝事新朝，歌功颂德者，益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明文学之风，亦可于此略见矣。”［16］他由衷钦佩那些富有民族气节之士。当然，他们在进退失据的境遇中惟有皈依佛门，或许才能解脱俗世的纠葛，更生一层绝世的意味，去深切体悟国亡之后四大皆空的真谛。

　　明清易代，士大夫多逃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探究。方以智为僧是在特定情势逼迫下必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但他皈依佛门，方得解脱身心的痛苦折磨，亦是值得深思的话题。纵观其一生，其青年时代乃一介贵公子，过着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生活；中年得志，科第成名，供奉检讨，讲学东宫，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但随之遭遇甲申之变，历经生死劫难，一度短暂入仕永历小朝廷，旋之避世求隐；其后被清军逮获，不得不皈依佛门，潜心著述，阐扬佛法；最终因粤难发作而逝，未能善终。

　　方以智一生经历多次重大变故，荣辱浮沉，深深打上了动荡变乱时代的烙印。尤其是明亡后的坎坷磨难和痛苦抉择，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明遗民的行藏困境，颇具典型意义和认识意义。オ

　　参考文献：

　　［1］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金陵生：《明遗民多逃于僧》，《文学遗产》1999年第五期。

　　［3］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九，黄山书社1998年版。

　　［4］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5］钱澄之：《藏山阁集》卷十三，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18页。

　　［6］钱澄之：《所知录》，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27页。

　　［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黄山书社1990年版。

　　［8］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康熙此藏轩刻本。

　　［9］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康熙此藏轩刻本。

　　［10］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