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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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摘要：

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美元面临多方面挑战。美元体制基础弱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的竞争呈现新的特点。我国应注意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宜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关键词：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美元地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国际货币虽有悠久历史,但“国际货币体制”却只有百余年历史,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堪称新生事物。1880年“国际金本位制”形成,标志国际货币体制诞生[1],迄今,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即英镑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和1973年后的“美元体制”[2]。而百余年的国际货币体制变迁史却伴随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凸现其国际政治属性,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自二战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当前,欧元强势,日元扩张,美元信用下降,持续贬值,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生变,世界财富与货币权力加速重组,中国货币风险上升,汇兑政策压力增强。为此,如何从国际经济秩序角度,判断当前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和体制的力量变化,成为确保中国抓住战略机遇,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课题。

　　一、“美元体制”面临多重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突出特点和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元体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际金融体系已十分脆弱,流动资本加速扩大的“失控”趋势将对其形成进一步冲击。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金融资本日趋过剩,并越来越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汇率危机与金融危机交替发生的趋势。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控,增添了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调整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两方面。

　　一是资本市场上“超出正常水平”的外汇交易,尤其是短期金融投机。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世界证券市场的日均营业额由1.5万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1.7万亿美元,其中约4/5属短期性质,投资周期不超过一周。由于缺乏有效监控,国际游资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二是金融市场上一些大国央行增大购买美国债券和票据,这是最近一年新出现的现象。特别是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的中央银行快速增加了外汇储备,其中相当部分购买的是美元债券等资产。据美国高盛集团估计,全球有40%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超出了“正常水平”。这部分资金在世界外汇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活动也将对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面临潜在的汇率金融风险,国际上缺乏一种协调与解决机制或制度。从总体看,国际货币体系无论是在固定汇率体系下,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国及其货币美元都处于核心地位,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角色是美国取得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基础。但是,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存在着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风险时刻存在,并直接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

　　其三,欧元地位不断上升,对美元为主的货币权力结构形成挑战。欧元自1999年诞生,2002年现钞流通后持续走强,成为当前最坚挺的国际硬通货,在“国际枢纽货币”功能上挑战美元。从贸易结算功能看,当前,欧盟区内贸易基本实现欧元结算,对外贸易中的欧元比例也快速上升,如2006年日本对欧出口的欧元比例高达51.5%,美元比例降到13.8%;从投资货币功能看,鉴于欧洲历史上就有发达的债券市场,目前欧元区债券市场规模已超过纽约;同时随着欧元区股票市场日益统合,18家股市快速发展,市价总额也接近纽约;从储备货币功能看,2002年后全球增储欧元,储备比例平均达25%。尤其是,随着欧盟扩大,中东欧各国为准备加入欧元区,积极储备欧元,部分国家的欧元储备率达60%——90%。部分中东国家、俄罗斯、巴西及东亚部分国家,积极增储欧元,成为带动欧元储备率上升的主要动力。从现钞发行量看,2006年欧元现钞发行量(827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元(7827亿美元)。随着油价上涨,石油交易的欧元计价呼之欲出。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渐趋欧美两极雏形。

　　其四,日本瞄准亚洲,构建日元圈,排挤美元。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后,日本担心日元沦为“三流货币”,于同年4月推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加紧日元攻势。新版日元国际化战略则瞄准亚洲,力促亚洲使用日元,排挤美元,构建“日元圈”。其终极目标是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席位”。2002年日对亚洲出口的日元比例升到50%以上,第一次超过美元,至今仍在上升。同时,日本利用东亚货币合作,积极推动东亚搞“篮子货币制”、谋划“亚洲共同货币”(ACU),提升日元权重,瓦解美元本位;积极主导“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促进“日元国债”扮演地区长期利率指标,2005年后,借东亚财长会议(10+3),加速“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以期构筑日元主导的地区货币体制。在此基础上,日本一反常态,于2006年率先抛售美国国债,减持美元资产,增储欧元,瓦解美元价值根基。迄今,日央行所管外币资产的欧元比例达30%,超过国际均线,财务省所管外汇储备存量的欧元比例也超过20%。2007年8月,在美次级贷危机下,日本更是大量抛售美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同时,将“货币外交”与“资源外交”、“环境外交”和“援助外交”结合,对东亚、中亚、中东、印度乃至非洲等展开日元攻势,扩大日元存在。

　　其五,俄罗斯“大卢布计划”与“反美石油势力”合流,加快“脱美元化”。2004年后,产油国“资源民族主义”开始争夺国际金融权力,加速世界“财富与权力”的重组,对美元体制构成实质性挑战。2006年初,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相继提出“石油交易脱美元化”。普京制定“卢布国际化”战略,力推“金卢布”复活,抗衡美元霸权。伊朗决定自建石油交易所,石油出口不再以美元结算,并与日本签订了直接石油交易的日元结算备忘录,目前其日元比例升至30%。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将“油气资源国有化”与“石油交易的脱美元化”结合,要挟美国,在最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首脑会议上,则公开指责美元贬值导致油价上涨,倡议OPEC摆脱美元束缚。同时,中东产油国借油价暴利,大兴石油期货交易所和国际金融中心,谋划货币统合,摆脱“美元盘剥”。美元体制的“石油支柱”面临现实挑战。目前,仅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出口额就占世界的20%,全球石油年收入超过2.8万亿美元。石油交易“脱美化”对美元霸主的影响不可小视。

　　其六,所谓“基金资本主义”正在冲击“金融资本主义”。2006年底全球对冲基金总数过万,资产规模达1.6万亿美元,为东亚金融危机时的10余倍。与传统金融交易相比,基金交易表现了不同的特征:第一,基金投资常表现为“可运用资产规模”的急剧放大,风险极度扩张;第二,基金投资手段翻新,战略投资、分散投资、证券组合投资以及基金组合投资相互交错,令各国金融行政当局难以准确把握其真实动向。第三,组合投资中常隐藏低信用高风险产品,且不断拆分组合,使原有属性不明,风险无从把握。第四,基金基本为非上市公司,其资产规模、投资规模、投资方向等信息从不公开,且注册、投资多经金融避税区,常常处于金融行政监管盲区。这种规模巨大、信息不明的跨境投资,加剧了国际金融风险的扩散,使各国金融行政遭遇挑战。美“次级贷危机”即为其典型表现,暴露了美主导的国际金融协调体制的矛盾。

　　另外,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崛起和产油国经济复活,“主权基金”大发展。目前,仅中东产油国“主权基金”的“资产规模”即过2万亿美元。2007年“迪拜主权基金”的“投资规模”已高达20亿美元。这种带有伊斯兰和石油色彩的金融力量已在全球展开战略并购,危及美“金融资本主义”根基。2005年9月,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2007年9月收购美纳斯达克19.99%、伦敦证交所28%的股权,迫使纽约商品交易所前来合建“迪拜商品交易所”。

　　二、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竞争的新特点。

　　当前国际货币秩序与金融体系领域的竞争出现复杂化、政治化趋势,值得关注。

　　1、三大货币“一强二弱”,合围人民币。

　　近来,欧元作用上升,美元和日元地位下降。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2006年世界平均欧元储备率升至25%,美元降至65%,日元降到3.4%;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2006——2010年)中,美元占44%,欧元占34%,比马克时期增13点,日元由18%降至11%,与英镑持平。国际清算银行调查,2007年全球外汇日交易量达3.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70%,而纽约、东京市场份额反降,东京的第三大市场地位被瑞士夺走,且面临新加坡紧追。美元和日元走软,成为“美日贬值同盟”合围人民币的诱因。截至2007年10月19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7.61%,对日元升值14.04%。

　　而同期,美元对主要货币综合贬值9.67%;日元贬值15.97%。一升一贬,使人民币对美元实质升值17.81%,对日元升近30%。结果使我国分担了日元升值压力,日得以放弃市场干预,高唱“汇率由市场决定”,平添我国汇兑风险,政策难度高升。新近,由于欧元升值、油价飙升,限制了欧盟的出口和增长条件,欧盟也随美国开始向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但因担心美国经济下滑趋势拖累欧洲经济,欧盟暂时忍受欧元兑美元的升值,期望美国尽快克服危机,恢复增长势头。此间,人民币虽对美元继续升值,但由于欧元大幅升值超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人民币对欧元实际贬值,中国对欧出口和贸易赢余继续增长。因此,欧盟决定把施压目标集中对准人民币的汇率。

　　2、货币竞争使国际秩序凸显金融属性。

　　美元贬值,根在美“双赤字”膨胀,美元信用下降;而美元贬值又导致国际货币权力较量加剧。

　　第一,美力促美元贬值,攫取“世界红利”。IT泡沫崩溃后,美促美元贬值,迫各国买美元,卖本币,平衡汇率,美元资产膨胀,被迫投资美国债,形成“美国资本”,支撑金融扩张。同时,美元贬值使美物价上涨,名义GDP高增长,税基扩大,税收增加,支撑其对外扩张。而对冲基金、投资基金大举挺进中印俄等市场,“套购倒卖”龙头企业,谋取暴利,引发当地企业追逐“投资收益”,忽略技术创新,啄食产业根基。

　　第二,资金流向生变,战略资源价格高涨。美元贬值使世界资金横流,金融、资源市场震荡。2007年全球股市3次连锁震荡,我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居;纽约油价三次跳升,一度突破98美元/桶,约为2007年1月的2倍;黄金涨至28年来最高;铜、铝、镍及稀有金属等累计上涨数倍;芝加哥玉米价格破10年来新高,大豆涨至34年来最高。全球通胀回潮,经济充满新风险。

　　第三,欧盟争扮金融主角。美元贬值,使欧元债券备受青睐,欧元区成为资金吸收器。2001到2006年,日对欧投资净额膨胀7倍,同期,欧对美投资净额减40%。欧盟聚富,国际声音日强,争先规范国际金融秩序,如针对美“次级贷危机”,欧洲央行率先对市场注资,迫使美日跟随,国际金融协调体制向欧倾斜。第四,日诱导日元贬值,蓄势金融掣肘力。眼下,鉴于美“次级贷危机”影响,国际巨型金融机构加紧回笼资金;且我国市场流动的日资中约半数为“日元套利资金”,仅日本个人对我国股票投资过7000亿日元,约为2002年的14倍,一旦日大幅提高利率,必引发日资大回巢,“国际流动性过剩”恐瞬间演变为“国际资金紧缺”。由此,日堪称掌握了左右国际金融秩序的最后力量。

　　3、国际货币力量竞争折射出世界“财富与权力”重组,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变数。

　　首先,日蓄势主导“海洋圈”,谋求改变战后秩序。日认为美元贬值反映了美综合影响力下降,自恃迎来“有所作为的机遇”,瞄准“贸易、货币和安全共同体”,构建海洋圈,重划东亚格局,主导地区秩序,力争世界一极席位。日美同盟背后的经济矛盾转化为战略上的“体制碰撞”,成为影响地区结构、世界体制的新变量。其次,欧盟争夺全球治理权。欧盟用“欧盟指令”,挑战美“国际标准体系”;借8国峰会和7国财长会议,争夺金融、环境、食品等非传统安全规则制定权;在中东、朝核等问题上与美谋权,甚至插足东亚事务,施加影响。

　　三、几点思考。

　　国际货币权力结构与金融力量格局的变化异动加剧,必将对国际政经秩序产生深刻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不仅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至关重要,也直接影响我国的宏观增长条件。我们应对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美元地位下降,“三极货币体制”初具雏形,是未来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当前的“脱美元政策”基于各国对美国形势的判断:第一,一般认为美国的“双赤字”与依赖世界资金的“均衡体制”不具可持续性,难保美元信用,美元丧失霸主地位难免。第二,欧元对美元的蚕食,使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悄然生变。第三,高油价衍生“资源民族主义”,“财富”回归产油国,将引起世界“财富与权力”新较量,美元体制遭遇挑战,欧元、日元迎来“有所作为”的历史机遇。从相关指标看,当前三极货币体制初具雏形:一是从现钞发行量看,2006年底欧元现钞发行量达8270亿美元,超过美元的7827亿美元,日元紧随其后达6765亿美元。二是金融市场的“三极格局”可期。2006年欧元区债券市场规模超过纽约,位居世界第一,18家股市市价总额达14万亿美元,接近纽约的14.8万亿美元;包括东京股市在内的亚洲14家股市市价总额也接近10万亿美元。三是从贸易结算货币看,欧盟贸易已基本实现欧元结算,日本对亚洲出口中的日元比例也已超过美元。而各国增储欧元,又在货币价值上蚕食美元。产油国的摆脱美元倾向,恐进一步在石油支柱上瓦解美元体制。

　　其二,日本资金能量不容忽视。当前以日本为主的抛售美元资产现象发展下去,将对美元主导地位构成现实瓦解。对美国而言,减持美元意味着卸载美国债,引发国债价格暴跌,美元贬值。目前,美“双赤字”膨胀,美元信誉日低。而东亚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且不断膨胀。而其流量流向与日本的外汇政策联动紧密。日本外汇政策的异动,关乎亚洲外汇储备能否回流美国债市场,关乎美元信用和地位。尤其是,当前日本银根松弛,“日资横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蓄积了巨大的“资金势能”。而自民党政府仍极力阻止央行提息,确保日本资金的掣肘效力。一旦日本改变政策,紧缩银根,必将导致日本资金倾泻,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强大的冲击,堪称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力量。眼下,美国债的海外持有率由2001年的17%,增至2005年的25%,其价格日益取决于海外持有者的政治取向。而日所持美国债比例占海外持有比例的42%(2004年底),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与“脱美元势力”合流,将构成事实上的“金融反美”力量,加剧国际金融格局动荡。2006年11月底,在APEC首脑会议上,美提出“APEC自贸圈构想(APFTA)”,正面回绝“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倡议,被日看作“以太平洋淹没东亚共同体的新政策”;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被日视为中美确立“APEC坐标轴”的战略前兆。中美跨洋联手,将对亚太贸易、投资及货币体制产生结构性影响。尤其是,美财长保尔森始终不提人民币升值目标,仅强调“要富有弹性”,提出“中期实现自由浮动”,被日视为“诱导人民币中立”、阻止“亚洲货币篮子”生成,瓦解日主导亚洲货币体制战略的手段。因此,中国应注意周围金融环境的变化,防止诸如日本掣肘中美战略协调、加大我国外汇政策难度的干扰。目前,我国所持美国债已至少超过7000亿美元,一旦其他持有者追随日本脱手美国债,我国外汇储备将蒙受巨额损失。而我国若与日同步,不仅加剧美元跌势,且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更大缩水风险。因此我国应防备日本“脱美元政策”有扰乱人民币阵脚,牵制中美战略协调的用意。

　　其三,美元权力和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它将被取代。当前应正视美元体制的生命力,并与其它主要货币“托助”美元。美元急剧贬值或美元地位崩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由于美国“双赤字”居高不下,目前整个经济的投资资金约20%需要通过国外资本输入弥补,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等国购买的美国债券。中国对美元的金融投资使中美相互依存度增大。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元基础和其主导的权力结构存在问题,但目前没有一种货币或货币联盟具备取代美元的作用。因此,维护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避免美元暴跌,是中国对外金融政策的重要选择。此外,美元虽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三大货币的竞争,但它仍有生命力,欧洲和日本都还不具单独支撑“国际货币体制”的条件:第一,美元本位尚存,储备地位未改、结算功能还在,国际“媒介货币”地位难以取代;第二,国际金融、战略资源等期货交易上,“美元规则”仍具市场惯性,非日欧短期可改;第三,“美英金融同盟”日浓,伦敦成为伊斯兰金融、石油金融及新兴市场金融的中继站,与纽约跨洋联手,主导世界资金流向,构成美元体制新支柱,如2006年英对美仅证券投资净额即达4642亿美元,单独填补美经常收支赤字近60%,其地位难以动摇。第四,欧元区还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欧元信任度有限,日元国际化未成,日欧体制条件不足。美元惯性尤在,蚕食美元有限。现钞发行量欧日元势力渐强,但信用卡等电子货币远不及美元;在出口结算上,欧日元比例上升,但在石油以及原料等商品的进口结算上,美元几乎仍是唯一的结算货币;俄罗斯等产油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尚“未成气候”,“石油出口的非美元化”难保本币稳定;而外汇储备上的“脱美元化”,难以取代美元的“媒介货币”功能。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调查,美巨额经常收支赤字仅是流量表现,其债务存量已进入减少阶段。尤其是,反映美对外投资收益的“所得收支”持续顺差,其回流对美元仍有支撑。近期,美国连续推出扞卫美元体制新举措,加速证券、石油、粮食等期货市场重组,构建综合交易所,一旦形成新垄断,必将抑制其他市场的“夺权”倾向。针对日欧主导的“CO2本位制”,美启动“民用核电技术体系”,向全球推广核电事业,并与中日英印联合开发“CO2液化地埋技术体制”,以期根本瓦解“CO2本位制”。

　　其四,我国的政策选择。从现实看,在欧美两大货币之间,至少存在包括日本、中国、东盟、印度以及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的“货币选择不确定”空间。这里一旦形成同一倾向的货币选择,将可能铸成世界第三极货币体系。而鉴于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货币选择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人民币向任何一方倾斜,都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制发生质变,堪称关键变量。

　　自1880年“国际金本位制”形成以来,国际货币体制的变迁,总与大规模战争和政治秩序动荡相伴。鉴于我国适逢历史性经济崛起机遇,人民币尚在蓄积实力,秩序动荡于我不利;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战略资源依赖全球市场,货币体制的多极化必将使人民币被囿于狭窄的地区,无异于给“中国大经济”戴上“货币紧箍咒”。从未来看,我国经济崛起需要独立、强大、有信的人民币支撑。为此,我国宜立足国际秩序,做好自己的事情,强化战略合作。东亚金融危机后,在汇兑制度上,东亚各国执行事实上的“追随人民币”政策,形成了“人民币云团”。我国汇兑制度调整成为影响国际货币体制的新变量,备受美日欧关注。对此,我国需立足发展,着眼未来,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以求有利的发展空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为此,我国应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和外汇政策体系,确保人民币资产的国际运用。增设“国家债券市场”和“国家债券清算中心”,培育“国债的中国品牌”,创造人民币资产国际化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进口,确保人民币国际流动性供给;打通沪港外汇市场,实现规则、制度相通相容,降低成本,增加便利,培植人民币的“媒介货币”功能。借鉴国际经验,理顺央行、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关系,构建相互分工、彼此协调的政策体系,强化“市场对话”、“国际对话”和“政治对话”,丰富政策手段,奠定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维护货币安全的政策基础。针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压力,我国可对有市场信誉的出口企业、外资企业适度放松管制,允许其与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展开“外汇掉期”等套期保值交易,利用市场,分散汇兑风险于底层,减轻外汇储备膨胀压力。同时,可借鉴日本经验,适度放松“个人外汇期货交易”,减轻政府干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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