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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的公共财政思想及启示论文
一、古希腊的社会与思想状况お
希腊从公元前12世纪到8世纪开始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在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之间，希腊进入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希腊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奴隶制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是古希腊思想家所阐述的奴隶主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体系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见解在历史上成为后来财政学这门学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腊财政思想的发展阶段。
古希腊由许多奴隶主城邦国家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奴隶主寡头制的国家，少数贵族和大奴隶主掌握政权。雅典是奴隶主民主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霸权爆发了一系列战争，经过公元前431—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终于战胜了雅典，但希腊各城邦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公元前14年，希腊被罗马征服而覆灭。
古希腊奴隶主阶级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都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奴隶制所暴露的矛盾迫使奴隶主思想家们去探索维护和巩固奴隶制和奴隶主国家的办法和途径。由于斯巴达最终战胜了雅典和解决了雅典民主制内部的矛盾，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奴隶主思想家把斯巴达制度理想化。这一时期对奴隶主经济思想作比较系统论述的思想家有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为奴隶制辩护。お
二、色诺芬与他的《雅典的收入》お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人家庭，受过贵族教育，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主张上，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统治，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主张上，色诺芬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但并不反对简单商品交换的存在，因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职业，对手工业则抱有鄙视的态度。他把组织和监督奴隶从事生产和家务劳动看做是奴隶主的一项主要任务。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他了解到货币有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在学术研究上，色诺芬是古希腊出色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主要著作有：《长征记》、《希腊历史》、《苏格拉底回忆录》、《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等。他所写的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腊流传下来专门论述经济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学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思想与制度，大约在公元前387到371年之间根据自己管理领地经济的经验而写成。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思想家，他所指的经济是家庭经济。后者是讨论雅典财政问题的著作，即谈公共经济问题。
《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是色诺芬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全书约有1.2万字，分为六大部分，讨论了雅典公共财政的主要问题。①
第一部分“关于亚狄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亚狄加为古希腊中部国家，主要城市为雅典。他认为亚狄加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一年四季极为温暖，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收入很高。石材资源丰富，可以大量出口。银矿、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都可以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
第二部分“关于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侨居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予以照顾，国家将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不向公家领取津贴，即缴纳外国人应该担负的捐税”。“这样就会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第三部分“关于授予商人特权，以及增加贸易可能得到的利益”。他认为雅典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首先，雅典拥有各种船只的最优良和最安全的港口。其次，雅典一方面拥有外国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货物，另一方面拥有便于输出的白银。“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赋。为使这些收入增加能够实现，我们只须采用宽厚的法令和谨慎的监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价。”为了获得更多的捐献，应该建立一笔基金，“大部分雅典人无疑每年所得将比他们捐献的还多”，“如果再将捐助我国的人的名字记载下来，传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国人以及某些城市都会对我们有所捐输，借使名传青史”。政府应该在市场上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这样可以获得大量的租金收入。
第四部分“关于亚狄加银矿的范围，如何使这些银矿对国家有利，对所提计划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的答辨”。色诺芬认为，“人们对于白银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土地闲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银来购买粮食和支付外来援军的费用”。政府应该“允许任何愿意到矿里工作的外国人在矿里工作，只要他们同公民一样缴纳税款”。银矿需要奴隶，“象私人因拥有奴隶而获得经常收入一样，国家也应该拥有公共奴隶，其数目应该三倍于雅典公民”。“购买奴隶所需的费用，国家获得这种费用显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奴隶每人每天带来一个奥波尔的净收入。私人除了可以从国家那里租公共奴隶外，“也从国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庙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国家的捐税”。“所以，不仅出租奴隶的收入会增加城市的财源，而且，因为多数居民会聚集在银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银矿周围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色诺芬在这一部分中初步涉及了公共财政的性质，他说：“怎样安排公共事务，使全体雅典人居可以借助于我们的公共资源来维持充裕的生计”。公共事务必须妥善安排，“如果马上要百废俱举，我们就必须同时获得各种建设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现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从缓，那么现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办将来事业所必需的东西”。他认为有效的办法是经常收入用于次年的行政开支上，而额外的收入“用在能够极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这其中体现了复式预算的一些精神实质。
第五部分“必须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色诺芬强调治安支出的重要性。他说：“要从全国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须有和平的环境，如果这点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适当的吗?”要使雅典成为希腊的统一者，“成为希腊的财政管理人”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灵活的外交手段，尤其是“现在海上已达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断增加中”。
第六部分“从上述计划中将得到的利益，祈求神助和神的保护”。他认为财政收入增加可以办更多的事情，“如果随着富庶的日增，我们就可以举行更为庄严的祭典，可以修缮神庙、重建城墙和船坞，并可以恢复祭司、元老院、地方长官和骑兵的公民权利”。要做到这些，应该派人到宙斯神庙去祈求神助。这反映了希腊对神和祭祀支出的重视程度。お
三、色诺芬公共财政思想体系的启示お
色诺芬对2300年前的雅典财政问题的论述极其详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文中他提出了财源、公共收入、公共奴隶、公共事务、公共建筑、公共资源等原始的公共财政范畴。这都说明了色诺芬既是古希腊奴隶社会有贡献的财政思想家，又是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开山鼻祖。他在西方财政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贡献，相当于中国财政思想史中的孔子。色诺芬所提出的公共财政思想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公共财政收入方面，色诺芬讨论了如何扩大农业收入、矿产收入、旅游收入、租税收入、捐输收入和租金收入等问题。认为雅典的传统财源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如农业、石材、银矿、旅游等，同时要积极地开发新的和国外的财源，如运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人来雅典居住、贸易和开矿，增加公共奴隶的数量，增加捐税和租金的收入。还第一次提到了包税问题。
第二，在财政支出方面，讨论了如何保证和安排战费支出、建设支出、治安支出和祭祀支出等问题，说明了这些公共支出的安排对于公共收入的增加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强调政府在保证行政经费之外，应该分轻重缓急，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如公共建筑)、基础产业的建设，为雅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条件。把宗教设施也列入其中，这反映了早期公共财政思想的特征。
第三，在预算管理方面初步论述了复式预算问题。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讨论了复式预算的范畴，明确了经常收支和额外收支的各自对应关系。
通过对色诺芬公共财政思想体系的初步探讨，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西方财政思想家从色诺芬、斯密到凯恩斯都是主张公共财政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就是公共的财政，因为社会经济天然地分为公共经济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色诺芬那个时代，公共财政收入在基本保证了公共行政支出(如色诺芬所谓的公共事务)需要之外，还必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公共的条件，如修筑公共建筑、开发公共资源，甚至在奴隶社会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公共奴隶，以备私人矿产开发的需要，这是为了诱导私人增加投资，从而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在斯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的阶段，经过原始积累，私人投资十分踊跃，政府少干预和保持“夜警政府”的形象就足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利用政府投资的乘数和加数效应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本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有些国家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运动只是为了提高基础设施的效率，并不排斥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公共财政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财政包办一切，这是特殊时代与短时期内建立工业化体系的需要，随着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财政应该自动归位，回到公共财政的正确轨道上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办好“公共事务”和搞好“公共工程”上来。因此，我国过去越位搞“国家财政”是必要的，现在退位搞“公共财政”是正确的。
①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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