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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译论研究基本模式对比论文
摘要：中西译论研究古来有之，两大翻译体系中的研究模式各有特色，各具优势，不能简单地以优劣区分。本文试对中西译论研究的基本模式进行对比，从历史、特点、展望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主张在研究的方法上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研究的范畴上营造出一个多元共存的和谐的局面。
1.中西译论研究回瞻
中国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有翻译活动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翻译理论的探索，译论研究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文”与“质”早在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就是争论的焦点，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如东晋、前秦时代的释道安和鸠摩罗什。此后一千多年间，虽然有相对的沉寂期，虽然对其理解和定义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围绕着直译、意译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经提出，便在译界引起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但是它在我国翻译界有广泛而巨大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时至今日许多翻译工作者仍然在以“信达雅”这套理论指导他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尽管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已经赋予其新的阐释和要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了“神似”的思想，将翻译提高到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十二年之后，钱钟书在他的《林纾的翻译》中发表了“化境”的见解。钱氏的这种见解与傅雷的“神似”十分接近，在“神似”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者都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上的延伸。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翻译研究几乎停滞，但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在不被署名的情况下产出大量的内部发行的翻译资料和作品，为随后的新的翻译和翻译研究高潮奠定了基础。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百废具兴，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也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传统译论的研究焕发新春，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国门，形成了百花齐放，色彩纷呈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翻译理论研究学者，其中有辛勤耕耘数十年的译坛老将，有年富力强中坚力量，也有相当多的新秀。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逐渐成熟起来。虽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崇尚西方翻译理论仍居强劲势头，但是一些有造诣的学者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中国翻译界的学者们已经能够摆脱前期过多模仿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桎梏，不沉溺于简单介绍西方的译学理论，而是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特定文化历史积淀遗产，有选择地大胆采撷若干西方成果，推陈出新，写出具备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专著。”（辜正坤，2001）。
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久远，有人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古典译论期、古代译论期、近代译论期和现代译论期。古典译论期包括古代到第四世纪末这段时期，译论以围绕希腊文化翻译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罗等。西塞罗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约在公元前46年他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从而引发了对于“直译”和“意译”两种基本翻译方法的思考，不仅主导了翻译的实践活动，而且确定了翻译理论探讨的方向。古代译论期始于欧洲的中世纪至十八世纪，以宗教翻译和人文著作翻译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等。奥古斯丁的理论涉及译者必备的条件，翻译中应注意的风格，与翻译研究有关的语言符号理论，翻译的基本单位和翻译“凭上帝的启示”、“凭灵感”等。他对翻译的理论及对后世的翻译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近代译论期始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末。这一时期的优秀译品不断涌现，涉及宗教、文学、科技等各个方面。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阿诺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阿诺德与纽曼之间就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展开的大争论，不仅涉及荷马史诗的英译问题，而且澄清了许多翻译中的一般性理论和原则问题。尤其是阿诺德所提出的翻译观，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的翻译研究界。现代译论期始于十九世纪，一直到今天。这个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各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范围、形式、规模和成果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与此同时，翻译理论著作层出不穷，翻译思想不断更新，学派纷呈，人物辈出，是翻译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
2.中西译论研究的特点
中国译论研究的传统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与翻译实践没有直接联系的理论研究不被多数人重视。因而从古至今，中国翻译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展开的，例如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严复的“信达雅”，傅雷、钱钟书的“神似”与“化境”等。虽然二十世纪末以来，积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有了占据翻译研究主导地位的趋势，但许多热心于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工作，而且大多数翻译工作者仍然关心的是你的翻译理论是否对他们的实践活动有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西方译论传统并非不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是其在阐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更为重视理论的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竭力透过实际操作层面去挖掘抽象理论。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从现代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化建设、女性运动、目的论等不同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更富理性、更为抽象的大量著述。
中国译论研究重归纳、重宏观把握、重结论，而西方译论则重分析、重微观阐述、重求证的过程。这就好比中医和西医，“西医善于精确的分析，任何症状和体征都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而中医却注重于整体的把握，不见得拿得出清清楚楚可以用数字证明的证据。”（叶子南，2000）。西方学者往往会用洋洋万言分析一个翻译概念，并不惜篇幅旁征博引、陈述定义，而中国学者则惯于提纲挈领，一言蔽之。例如“信达雅”、“神似”与“化境”、以及诸多的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著述，都体现出了中国译论的这一特点。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中国学者按照西方研究的标准看待中国译论研究，认为中国传统译论谈不上什么翻译研究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经验之谈，这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西方研究方法虽然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有说服力的优势，但并非完美无暇，“其缺陷是往往见树不见林，易犯钻牛角尖式的琐碎毛病或一叶障目的片面性错误，弱于综合概括。”（辜正坤，2001）。就译论研究而言，二者取长补短，互匡不及才是正确的态度和应循的道路。
中国译论研究的传统主要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翻译相对集中地发生在汉语言文化这个单一的体系之内，翻译研究的对象和基本模式易于找到可循的规律，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长期以来传统译论研究重视具体的语言结构对比，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下工夫。直译与意译、信与顺、神与形等的探究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基于这一基本模式的翻译研究揭示了汉语言文字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字在字、词、句、篇各个层面的差异及相应的对策，在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理论成果方面是西方译论所不能比拟的。但与此同时，这一基本模式又制约了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缺乏远瞻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相形之下，西方译论研究则建立在一个多元的翻译体系之上。西方翻译起始于古罗马时期，经历了从同一“母”体系到不同“子”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即从古代拉丁语言文化体系，向后世欧洲各个民族语言文化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西方翻译传统是一个“多元的”翻译体系。（谭载喜，1999）。建立在这种多民族语言文化体系之上的翻译研究不可能局限于两种语言结构的对比，难以找到一对一的可循规律，于是便更倾向于向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去探索，走向具有普遍意义的，跨语言跨文化的层面，拓宽研究的范畴。
3.中西译论研究展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元共存、促进发展将是译论研究的必然走向。纯理论研究制定解释、预测翻译现象的普遍原则，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为应用理论的研究指示方向。没有纯翻译理论指示方向，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将很难开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在译论研究里需要有人研究对翻译实践有具体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在纯理论研究的指引下不断开阔视野，在“新”字上做文章，拓宽研究的范围，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中国译论研究长期局限于实践应用或微观操作层面，只是在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才开始引进和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途径和成果，逐步放开了视野。因而，我们以往从未涉足的理论研究课题将会在中国译论研究领域占居重要的地位。将翻译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文本之外，从文化碰撞的角度，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意识形态、政策的角度，从委托人——译者——读者地位的角度，乃至结合后殖民主义、全球化、女性运动等来进行研究，将会为译论研究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围绕着如何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而展开的翻译研究，即解决“怎么译”的研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势必会继续下去。有人说“怎么译”的问题，西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基本解决了，我国至迟在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这种说法未免欠妥。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关指导翻译实践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以及上述种种因素所造成的差异反映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仅靠主观拟想或宏观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深入细致、持之以恒的微观研究不可或缺。事实上，许多中国译论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仍然在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探索。西方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也不例外，他们在积极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同时，并没有轻视应用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为数众多的各种层次的翻译期刊杂志里。围绕着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与纯理论研究齐头并进，并没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而且，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应用理论的研究甚至有上升的势头。以美国为例，许多高等院校翻译系部和翻译研究中心在进一步深化纯理论研究的同时纷纷开设双语课程，积极从事应用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位于号称世界语言之都的蒙特雷的国际研究学院翻译研究生院涵括的双语教学和研究竟达七个语种之多，包括汉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就译论研究的方法而言，中西各具优势不言而喻。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我们的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们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利用西方理论提供的研究方法结合汉语言文化的特点，写出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其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地进步，但我们的研究方法仍然有待于完善。中国译论研究善于归纳和宏观把握，弱于量化分析和微观阐述。我们应当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之上，吸纳西方翻译研究的长处，培养和发挥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进行理性、抽象研究的创新精神。与此同时，引进学习西方译论和研究方法应当有所选择，应抱有健康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以冷静成熟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在中西译论及其研究方法上均颇有造诣的知名学者，但是其数量与我国庞大的翻译及翻译研究队伍极不相称，扶植培养新人、补充新鲜血液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
总之，中西传统译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特点或差异不能简单地用优劣来判定。我们不应当拒绝接受或排斥西方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妄自菲薄，轻视中国传统译论和研究方法。那种认为凡是西方的一定就好就先进，凡是中国的一定就差就落后的理念是不正确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我们应当沿着百花齐放的道路不断进取，营造出一个相互包涵、多元共存的和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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