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善美”和谐统一论文

寻求“真善美”和谐统一论文

　　曾朴是我国晚清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他从未跨出国门，靠自学掌握了法语，广泛研读和翻译了法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对雨果情有独钟，是中国译介雨果的第一人。因此，曾朴的文艺思想深受雨果的影响。

　　求真、求善、求美是他们的共同心声。波兰评论家勃兰兑斯认为，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国浪漫主义具有三个基本倾向：真、善、美。雨果不仅在创作上以“真善美”作为标准，而且在理论上对“真善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曾朴与雨果“真善美”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但又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一、“真”——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曾朴与雨果对文学真实性的认识十分明确。他们既重视文学的生活真实，又强调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主张二者的有机统一。

　　雨果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天地之间事物无一不可进入艺术，“世界上、历史上、生活里和人类中的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舞台上得到反映。”①雨果认为，真正的诗、完整的诗，都处在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之中，文学艺术的“真实”全在于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结合，要全面、真实、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同雨果一样，曾朴认为“真”是文学艺术的基础。他说：“真是文学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东西?就是文学里一个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实或情绪。作者把自己选择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象的，描写得来恰如分际，不模仿，不矫饰，不扩大，如实地写出来，叫读者同化在它想象的境界里，忘于是文字的表现，这就是真。”②“求真”是曾朴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标准。他强调文学作品唯一的要素是忠实的记录，要形成忠实的记录，必须搜集忠实的材料。他反对文学家描写人物个性，前后丝毫不走样儿，认为这样所写的东西决不忠实，因为人生是活动的、变迁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对社会现实有明显的不“忠实”，主观色彩太浓厚。例如，“左丘明借着古事来显露他的才华，只顾描写的壮美，决不测准事实的尺度”，“司马迁借着史料来抒发他的情绪”。③与此同时，曾朴提倡以“平民文学”和“群众文学”代替“官邸文学或客厅文学”，要求文学走出象牙塔，反映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生活，诚如雨果所说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于艺术之中。曾朴甚至找到了“求真”的“两条新路”：一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的变迁、政治的进退、人文的蜕化，合拢了照直写出来，便是一时代的现象”；二是“实行礼失求野的老法”。④有人问曾朴“鲁男子的恋是不是事实?”他说，当然是事实，齐宛中不用说是真有其人，就连附属人物如丫环阿林也与作者“浪漫史中的一段最揪心的往事”有关。可见其“求真”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文学艺术的真实并非绝对的真实，不可能机械地反映现实。雨果认为，“自然和艺术是两件事，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从艺术出发的真实和从自然出发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根本不能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绝对的真实。艺术不可能提供原物”。⑤他十分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文学艺术是反映自然和社会现实的镜子，但如果只是一面刻板的“平面镜”，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光彩。因此，雨果强调作家追求真实的目的，应该首先是像高乃依那样追求伟大，像莫里哀那样追求真实；文学艺术要通过真实充分地写出伟大，通过伟大充分地写出真实。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总之，雨果对文学真实性的认识，既具有浪漫主义的独特性，又达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

　　关于“真”的定义，曾朴既强调“事实”，又突出“想象”。他认为，经验的事实，都是些粗犷的原料，必须经过淘漉、融化，才能成为无比的想象。他主张从评判社会的角度来概括生活现象，对所描写的事物作思想的评价，反对那些盲目机械地再现生活途径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与雨果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层涵义。

　　二、“普”——批判与教育的结合

　　“求善”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之一。曾朴与雨果都认为文学艺术的“善”具有社会功利性，强调文学作品只有暴露黑暗、批判现实，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为建立资产阶级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奋斗，才能达到“求善”的目的。

　　雨果直言不讳地宣称，为艺术而艺术固然美，但为进步而艺术则更美。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应该对现在提出忠告，为将来描绘梦想，给当代的事件作出光辉的或阴暗的反映；文学艺术的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要“破坏累赘的古老文明”，与社会不合理、非正义的事物作坚决的斗争；清除遏制历史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传统、旧法律、旧习俗以及种种陈腐的丑恶现象，是各个时代，包括作家在内的“有才智的人”的神圣职责。他蔑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向奥古斯都皇帝谄媚恳求宽恕的举动，指责他为懦夫。对于歌德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面前所采取的妥协的庸俗态度，他也予以严肃批评。雨果之所以特别推崇莎士比亚，是因为莎翁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总是面向人民，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善”就是“文学的目的”，文学作品的天职就是“显发人生”，曾朴如是说。他强调文学创作要敢于揭露人生丑恶和封建宗法道德，打破宗教虚狂，倡导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在译介雨果的过程中，他特别向国人推介乔治·顾岱林，因为他不仅能写出“天然的快乐”，而且敢于“反抗普遍的道德“。曾朴钦佩顾岱林的“非难权威”和“嘲笑权利”如同扑击魔鬼一样刚劲有力。

　　为了实现“善”的社会功利性，曾朴与雨果都强调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雨果明确提出文学艺术具有宣传教育作用。“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在舞台上永远只演出富有教育和劝解作用的东西”。⑥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斗士，曾朴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启蒙教育作用。他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文学革新，视文学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他把文学作品当作反抗现实的武器和呼号，认为文学作品能够“挑动潜伏在我们心底的一种反抗的知觉”，给予人们“冲破藩篱的动力”。⑦曾朴竭力译介雨果反封建的小说、戏剧作品，其目的就在于“开通民智”。

　　三、“美”——反传统的革新主张和创新形式

　　对“美”的孜孜追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显著特色。曾朴与雨果有着相似的浪漫气质和离经叛道的精神。他们坚决批判传统的清规戒律对文艺美的束缚，提出自己鲜明的美学思想，创造出新颖的“美”的形式。

　　雨果对传统美学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上。19世纪初期，他率先举起浪漫主义的旗帜。1827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言》，强烈批判古典主义盲目模仿古人、片面地反映现实，只描写粗俗，坏人形象一无是处，这种单一重复的模式使人们感到平淡如水，难以产生美的效应。雨果特别痛恨僵化陈旧的“三一律”，过分注重形式，严守诗体章法，号召作家遵从历史的真实，保持地点和时间的特点，认为不同的事件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会完全相同，而不同的时间，或同一时间的不同阶段，也应该有各自相应的独特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人们的真实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曾朴对“美”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反传统的基础之上。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对中国封建文化的腐朽陈旧极为不满，主张除旧布新，反对把小说看成是“斤丧性灵之书”，主张给小说、戏剧应有的文学地位，宣称作家应该为“沉睡了几千年乍醒惺忪”的中国开辟文学的“新路径”，力求“拾去写枯枝病叶，驱除写害菌病虫”。同雨果一样，曾朴不赞成对传统文学的盲目因袭，强调中国要“吃大黄芒硝”来“蜕化陈腐的体质”。

　　在反抗传统美学的基础上，雨果大力提倡自由创新、不拘传统。对照原则是雨果美学思想的核心。“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⑧在雨果看来，求美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作家在美与丑的对照描写中，美必须占支配地位，美必须胜过五。

　　曾朴虽然没有提出像雨果的“对照原则”那样深刻完整的美学理论，但也有追求自由创新的“美”的愿望和主张。他给“美”下了非常形象的定义，强调作家应该“通盘筹设”好“作品里全体的布局和章法句法字法”，“拿技巧的方法来排列配合得整齐紧凑，自然的现出精神、兴趣、色彩和印感”，从而“激动读者的心，怡悦读者的目”。⑨根据晚清时期西方各种文学思想不断涌入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曾朴既主张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又反对崇洋媚外和盲目模仿，力求创造出新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文学作品。

　　追求文学语言的变革是曾朴与雨果美学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雨果认为，艺术的语言应该经常随内容而更新，只有“准确”的语言才能表达作家所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语言是不会固定不变的。人类的智慧始终在向前发展，或者可以说始终在运动，而语言是跟着人类的智慧亦步亦趋。”⑩他号召作家要敢于；中破古典主义的语言禁区，运用大起大落的粗犷、潇洒的语言，排除法国语言中传统的优雅、细腻的特色，甚至提倡将人民大众一些生动活泼的词汇与俚语融入文学作品里，认为“宁可写诗招人打嘘，不愿用俗语博人家喝彩”，由此可见雨果对语言变革的深刻认识。

　　曾朴赞同雨果的上述观点。他指出：“凡文学的革新，最先着手的，总是语言文字。就拿法国来说……浪漫派第二次的改革，冲破古典派的谨严，再进一步，把通俗的语言，用入诗文里。”(11)所以他支持废文言、崇白话，提倡通俗平易的文风，认为文俗一致，既做白话文，就应该一改到底，不可掺入文言。曾朴的这些主张，对当时中国文学语言的变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阐述“真善美”的关系上，曾朴与雨果都十分注重“真善美”的有机结合。雨果认为，“美”是“为真服务”的，“任何美都不会因为‘善’而遭损失”，“实用不仅不会排斥崇高，而且使它更加崇高”。(12)曾朴把“真善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三个标准，体现了“真善美”三者统一的观念。在他对文学的“真善美”的连锁性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既注重“事实”和“想象”，又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作出要求，还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曾朴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的学术”对“真善美”三字条件都似有偏爱和倾向，真正能兼而有之的并不多见。他认为如果对“真善美”三个字“违背得太甚的”，就不能称之为“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他的《真美善》文学杂志“决不沾染”违背“真美善”的气息。可见，曾朴严格要求“真美善”的统一，其“求真”“求善”“求美”的信心和决心也是十分明确的。

　　毋庸置疑，曾朴与雨果对“真善美”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与差异。雨果似乎过分强调主观主义的随意性，认为“人心是艺术的基础，就好象大地是自然的基础一样”，“一切形式都不过是盛着思想的花盆”。(13)如此看来，文学艺术作品的美丑与优劣就在于作家的心灵不同和灵智的差异，自然与现实就是主观意念的物化。同样，曾朴也过分强调情感和想象，认为自己的一生给感情支配着，给幻想包围着。他甚至抛开生活的真善美，追求虚无缥缈的梦境，认为“梦就是我们最内在的自然，大家共同的底层，是人生最深最要的快乐”，“梦的美的结晶，便产生了歌、舞、会唱”，(14)这是不足取的。雨果“求善”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他竭力主张以“仁爱、宽恕、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对暴力革命明显地表示反感，高呼“打掉王冠，留下人头”，对民主革命既同情又不理解。相反，曾朴强调文学创作暴露黑暗、批判现实就是为了号召四万万同胞早登觉岸，为自由民主和理想幸福而奋斗。他甚至借自己的小说提出大胆的革命主张——“扑了专制政府”，“组织我炎黄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对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予以高度颂扬。这说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比雨果要客观先进些。

　　笔者以为，在文学创作中，“真”是基础，“美”是手段，“善”是灵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是文学艺术产生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永远是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们争相攀登的艺术高峰。雨果和曾朴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正是因为它们不仅包含着真实的、先进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比较完整的艺术形式，融入了作家全部的艺术精华，他们的“真善美”文艺思想以卓越的艺术魅力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注释：

　　①⑤⑥⑧⑩(12)(13)柳呜九《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62、30、71、108、185、35页。

　　②⑨(11)曾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927年创刊号。

　　③④曾朴《鲁男子·序幕》，《真善美》，1927年创刊号。

　　⑦曾朴《李显宾<乞儿歌>乌瞰》，《真美善》，1928年2卷2号。

　　(14)曾朴《复刘舞心女士书》，《真美善》，1928年1卷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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