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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藏品暨邀请展的策划思路和学术设想论文
内容提要 中国美术馆在2006年底举办的“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引起美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国家美术馆的性质、定位和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对美术展览的需求，探讨大型展览的策划思路、文化主题和相应展示方式。
关键词 美术馆 展览策划 中国农民
“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从筹备开始，就对展览的目的和社会文化视角给予相当的重视。在2005年11月拟定的展览策划方案上，提出了定位性语句：“由中国美术馆策划和举办的‘农民·农民’绘画展，将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民的历史和现实生存状态的展览，是让观众通过画家笔下的农民形象了解和思索中国农民，从他们的过去、现在展望他们的未来。”
展览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展：重点为近百年各个历史阶段描绘农民形象的作品。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为脉络，展示中国农民形象的历史性演变。二是“邀请展”：邀请当代画家根据展览主题提供新作，力求以新的手法展示当代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中的农民形象。两部分作品大体比例各占一半。
这样的展览结构并非只图操作方便，而是根据国家美术馆的展览所具有的资源以及自身的定位而设置的，同时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前提，即“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充满历史与现实记忆的场所，也是引人注目的当代文化发展、对话、互动和表现的真实空间”①。作为造型艺术博物馆的美术馆，它的展览是讲述“客观”艺术史，但它在对藏品的选择、展览的主题确定和内容取舍方面，却是由艺术史研究者、文化官员等有“选择权”的人们所决定的，所以从根本上看，“客观”是相对的。但是也可以认为，那些征集的艺术品、展览内容以及主题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精神特征。将不同时期的作品在当下时段内并置在美术馆这一公共的空间里，让历史和现实共同呈现，让当代参观者带着自己的经验参与对话，将静止的历史生动展现出来，在这里，“人们会将历史事件视为当代事件加以重新体验，并为现实赋予意义和目的”②。而展览的第二部分，将当下艺术家的新作看作对所选择主题的动态性解释，因为这些作品相对美术馆原有的藏品而言，更为多样和更具实验性质，它们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反映和表述尚处在进行过程中。观众在欣赏时，因更具有“现时性”因素而使作品的释义趋于变化和多元。作品和藏品的共同展出，可以使前者融入藏品的历史氛围，使历史得到延伸，并因此触摸到未来的质地。这种感受来源于当代作品和藏品的对话可能，一方面使当下作品的意义在藏品的历史中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藏品的历史意义也通过当代作品的现实性而丰富和鲜活起来，使已经静态化或趋于凝固的认知习惯“解冻”，转换为对不同层面的历史进行解读和观照。这种将历史和当下互相对比参照的方法，无论对艺术史的风格研究，还是通过艺术品对社会演变和文化关系加以探讨，都有直观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和时代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是人们最着迷的研究对象之一。
作为艺术类的主题展览，可以从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美术史意义来定位。当然商业性美术展览的操作也必须考虑上述内容，这是由艺术作品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每个展览可以有所侧重，比如当代国际的大型动态性展览往往更侧重文化意义的主题，如历届国际性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他们的策划思路意在反映当下各种现实问题，社会学意义和美术史意义当然也就在其中显现。主办方希望除了艺术圈以外，还能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于是尽量使展览包含多方面的信息和内容。相对而言，那些重要的权威性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较多地侧重于艺术史的意义，比如选择某个在美术史中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通过征集和馆际交流借展，努力呈现艺术家的“全貌”，给对此有兴趣的观众、收藏爱好者、艺术史学生、学者专家以及希望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文化知识和审美教育的人士，带来最大的满足感。
海外重要的美术馆借着丰富的收藏，以博物馆协会的借展作品为渠道，举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以及经典性的重大展览，这种展览的影响和规模是一般画廊和私人以及小型美术馆无法企及的。法国卢浮宫除了常年陈设的展览每年吸引近700万人以外，还策划举办单项临时性展览。如2006年举办的安格尔展览就“邀请”了多达150余万观众进入美术馆参观。安格尔的展览就属于美术史意义的展览，由于他的作品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多家重要博物馆里，虽然卢浮宫有他较多的作品，但能将各方面重要收藏集中起来，对深入研究与画家有关的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同年，为纪念伦勃朗诞生四百周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和凡·高博物馆合办的“伦勃朗与卡拉瓦乔作品展”是一个将文化史和艺术史意义结合起来的展览，也是一个比较性的艺术史陈列。人们都将卡拉瓦乔与伦勃朗视为巴洛克南北艺术的代表人物，而且一直在琢磨伦勃朗对卡拉瓦乔的借鉴与发展。但将这两位画家的代表性作品按其题材类型分组并置展示，却是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艺术史文献价值的数十件作品，从世界各大博物馆汇聚到阿姆斯特丹，这种展示不但给观众以深刻的心灵震撼，而且直观地破解了两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家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承接与变异关系。两位艺术家代表着巴洛克艺术的伟大成就，并因将艺术从宗教经典转化为平民可触及的现实而获得巨大成就。将两位巨匠的艺术并置在展厅里，从而出现了新的文化意蕴。在同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文化中，卡拉瓦乔将宗教世俗化，但又在真实的现实表现中将平凡的美揭示给世人，从而使人性也具有了不朽和永恒的神性。对于伦勃朗来说，论者对他的肖像评论为“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客观评判着自己。这是对个人缺陷的最动人的剖白，是从个人的失败中成就的伟大的艺术”。卡拉瓦乔是“第一次全面正视人类的生成现实，人性的升华与堕落、它的荣耀与卑下的物欲，它都尽收眼底，并以爱化为伟大的艺术”③。伦勃朗作品对人性的揭示，可以看作对卡拉瓦乔的回应，他的现实主义的内涵是将人类“有缺陷的部分”通过自己的眼睛真实地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以其真实而显现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像这样的展览，显然比一般的收藏陈列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
每一个画廊和美术馆都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应该考虑如何更合理地组织和利用资源，从整体格局上丰富艺术文化的生态环境。如果不利用自己的优势，而以国家办的美术馆去和个体画廊争夺资源，那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浪费。从这种角度审视国内美术馆举办的展览，颇需要进行一番新的思考。比如，如何借助已有的基础和优势，从藏品特色、人员结构、地域性文化特点、资金渠道等条件制定计划，以便从大的艺术格局出发来规划展览的选题与策划方案。
国家美术馆举办展览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中国国情”问题，它指的是现阶段中国美术的格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机制问题，而不是指关于美术馆的学术性质和举办展览方式问题。就像美术馆的存在就是要收藏艺术品，就是要陈列艺术品，就是要举办重要的有艺术史价值的展览，以此服务于社会最广大的公众。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陈列展览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其他文化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国美术馆应该学习世界其他美术馆的办展成功经验，力求以国家美术馆的定位考虑举办大型展览的方向，那就是：以“图书馆式”的学术和知识性展览为重点，以动态式片段式的短期和小型展览为补充。因为前一种展览的丰富性和重量级的效果，是后一种展览不可能具备的，后一种展览方式在其他画廊和私人艺术机构都可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农民”展览就是要将中国的历史、社会环境和艺术发展的关系作为综合脉络，以求多角度多层面解释20世纪美术发展和演变的图景。同时也以适应当代观众的不同层面的需求为策略，给他们提供思考和探究中国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的视觉平台，力求美术馆的展览与当下现实发生联系，使展览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当然，由于各个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定位不同，它们的藏品侧重和与观众交流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以现在的条件和环境看，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和观众互动的方式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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