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西方文艺思潮对媒介文本建构的启示论文
摘要 本文将西方文艺思潮纳入费尔克拉夫的媒介文本三向度的框架体系内，找寻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范畴内的建构媒介文本的方法。
关键词 文本 话语实践 社会实践 文艺思潮
当一种异质文明以媒介文本的形式进入另一种文明时，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有限的时空内让世界聆听我们的声音呢?在解答这一议题之前。让我们先把审视的目光投向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的领域，找寻一种跨学科的启示。
20世纪上半叶以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内部研究思潮以一种切入文本、近乎零距离接触的方式审视文本的审美因素。20世纪后半叶以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外部研究思潮跨越了文本解读的樊篱，将触角延伸至文本的外部因素一社会变迁、历史真实、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等层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循着以往理论的轨迹、或交叉融合、或割裂颠覆，完成了文学研究重心的大规模转移。
任何文艺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或隐或显的必然联系，而其消亡或转向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上述文艺思潮的流变历程及其思想体系为媒介文本的建构提供了一种经由反思(文艺思潮)——阐释(社会变迁)——建构(媒介文本)的逆向思维的路径。鉴于此，本文将在费尔克拉夫(1995)媒介文本三个向度的框架内展开对文艺思潮的解读。
在整合社会、文化以及话语变化的研究基础上，费尔克拉夫(1995)创立了以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为维度的媒介文本分析框架。他认为：文本是由一系列经过了话语实践的、具有潜在意义的形式构成的。由于这些潜在的意义是异质、不重合甚或是矛盾的，文本的分析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文本的话语实践，即“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有助于再造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等。而作为话语实践一部分的社会实践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话语“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因此不同类型的话语在不同社会领域或机构背景中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介入”。为了更清晰的说明如何建构媒介文本，本文将若干文艺思潮的理论重新组构在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上，寻找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可借鉴之处。
一、文本的向度：修辞介入媒介文本
1 新批评和结构主义
新批评传承于形式主义，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基础之上。它强调对文本内在因素的揣摩；它推崇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成为新批评特殊的审美情趣。理查兹、燕卜荪、布鲁克斯、韦勒克等人创造出一整套诸如“张力”、“含混”、“反讽”、“悖论”、“语调”、“隐喻”等可操作性的批评方法，描述诗歌本质的特征。
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所开创的的结构语言学，其横组合和纵聚合观点影响深远。横组合在“平面上构成语言的线性结构”，“排除言语交际错位的可能”；纵聚合在“空间层面上支配语言信息的生成”，从而使语言符号系统中的每一语言要素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制约而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雅可布森更将其成功地移植到文学领域内创建了“诗功能是将对等原则由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的诗学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仿照语言学中的音素、创立以“神话素”为单位的、二元对立的神话研究框架发展成为结构主义最经典的研究模式。
早期的罗兰·巴尔特强调文学的符号化过程，后期的他不再遵循“功能、行动和叙述”三个描述层次的叙事结构，而倡导开放的文本构成过程，即由阐释性符码、能指符码、象征符码、行动型符码和文化性符码支配的文本碎片的集合，由此转向了解构主义。
福柯(结构主义历史学)则强调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基础的文化代码——认识价，它决定着语言、观念和交换模式，同时也制约着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构和解释系统。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价并没有联系，因此受制于它的话语也是断裂的，而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不过是这种断裂的历史话语的功能体现者。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分析体系中的社会实践便传承于福柯的思想。
2 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的启示
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建立了一整套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批评方法，其启迪性尤其体现在修辞领域内。
假定媒介文本的预期目标在于劝服受众认同某种知识或信仰，那么我们必须确定语义的表达能被理解。而且作为真相被接受或部分地被接受。因此修辞结构应有助于受众识别出文本中的判断命题。除了遵循新闻文本特定的结构范畴外，如一级结构——概述和主要事件、主要事件范畴下的二级结构——叙事和评价以及情节、背景、口头反应和评价等三级结构，还可借鉴横组合和纵聚合的符号建构系统，将核心的知识、信仰置于横组合的中心，“以平行原则为轴心”，将“重复、暗喻、反衬、排比、对照等不同类型的平行手法”按“对等原则”并置于纵聚合的选择轴上。正因为选择轴是基于相似或反义的配置，所有结构传达的信息是同一的。只要有一个结构被受众识记，该文本便成功的搭建了一个说服性的平台。
张艺谋导演的申奥短片便是对等原则应用的典型范例。短片以大量的镜头展示历史悠久、温馨祥和的北京，如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打呵欠的婴儿等，尤其是打哈欠的婴儿在现场播映时给奥委会评委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一组选择轴上的平行手法中，只要有一个镜头打动人心，这组镜头所负载的信息就可直达受众的心灵深处。
修辞可以帮助实现媒介文本的预期传播效果。“张力、含混、反讽、悖论、隐喻、意象、象征和神话”等特殊修辞的大量应用，也就意味着文本获得了违反新闻常规的表达，亦即“互文性”中的文学语言介入媒介文本。早期结构主义者穆斯卡洛夫斯基提出诗语言的陌生化也是基于新意、突出的考量。以反讽为例，一种反讽的话语表达在于以反常的方式回应某种观点，它可以是否定的、暗示性的，还可以是假设性的，因此它给受众预置了反复回味的空间。
二、话语实践的向度：共鸣
1 读者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和解构主义浪潮令文学研究重心再次发生转移，转向读者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作用，即伊塞尔的“暗隐的读者”根据揣度去填补未言部分，并“通过自己的组建能力在文本空白的诱导下”形成审美对象。尧斯则引入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即读者在阅读之前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它包括历史视野(一代又一代读者积累的阅读经验)和个人视野(读者个人自身日积月累的阅读经验)。读者反应批评更主张操同一种语言的读者根据“内化的语言规则”可系统地控制话语及读者反应。
新历史主义倡导将文学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格林佰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认为：各种边缘性文化因素携带着各个时代的信息，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和共鸣的关系。因此应不断挖掘和拾掇共鸣性文化片段，从中抽译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规律，然后用之于文学文本的批评阐释。海登·怀特则从文学操作的历史叙事角度揭示了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历史语境的组合“在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时间相结合”。
2 读者接受理论与新历史主义的启示
(1)与读者的共鸣
在读者接受理论看来，文本的消费过程不是被动的，用伊塞尔的话说，是在“暗隐的读者”引导下的能动的过程。但问题在于：文本本身的潜在意义是不变的，而不同时代、不同价值体系的读者对同一接受对象的理解和阐释之间则是存在差距的。正如尧斯所指出的，“不同时代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接受对象的理解、阐释和评价差距”，这有回到了福柯的思想体系中。既然我们不可能改变读者的时代和存在的价值体系，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控制文本的生产过程。
费希提出的“有知识的读者”和布莱奇提出的“阐释群体”都涉及到阐释者本身所处的拥有某种共同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社会群体。因此媒介文本必须在读者中获得共鸣才能进入他的期待视野。
西方传媒在报道特定事件时，会大量使用转述话语，亦即“互文性”中的口头语言介入书面语言。因此在文本中H{现了不止一个的声音，或支持、补充，或否定、反驳，或支配、误导。而生产者依据对受众的调查，将所有声音纳入自己的统筹之下，在特定的场合下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几种声音。我们的媒介文本是否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特定文化中特定人的“异声同啸”(巴赫金语)呢?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通过取舍和重新配置，总有一种或几种声音能唤起西方读者的共鸣，至少某些声音中的合理成分是可以获得认可的。
(2)与异质文本的共鸣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倡导文学批评应“不断返回到个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以及沉降到以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异质文明与本土文化在历史的某个横切面上可以存在某种共鸣的文化片段、历史经验，通过不断沉降到这些共鸣性的因子上，受众或许能从异质的文本中导出与他们的文明共通的文化精神。如周恩来在向外国友人介绍《梁祝》时将其比作是东方的《罗密欧和茱丽叶》，便是在中西文化文本中寻找到了一个共鸣的契合点。
海登，怀特的“历史文本叙事结构上的文学性”和“历史文本语言运用上的文学性”的解读为异质文本互文性的建构做了精辟的注脚。既然历史与文学文本两种异质文本存在着相似性，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的媒介文本以共鸣为基础、并对异质因素进行不露痕迹的整合，那么将历史、法律和文学文本以及民歌、书画、电影、民族采风等插入媒介文本中、并使其具有平滑的互文性表层是极有可能的。
三、社会实践的向度：一致性与反常性
1 新马克思主义
阿多尔诺批评了文化工业通过意识形态施加对个人的操控，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体系使社会进入大众蒙昧的阶段。大众文化一方面呈现商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以隐藏的方式实现观众对现实合理化的认同。哈贝马斯则认为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取决于大众传媒作为语言交往的积极和消极意义，而不仅仅是市场规律，并提出“交往合理化”的文艺美学思想。
伊格尔顿指出：决定文本价值的是它插入思想体系和文学话语的具体方式。文学语言通过对一般语言的常规结构和意指方式的背离而制造丰富的新意，从显示作者意识形态与社会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詹姆逊认为：一方面，历史是不在场的，除非在文本形式中，否则我们不可能接近它；另一与’面，文本或叙事并非直接再现历史，而是通过意识形态重构历史。因此詹姆逊提出了政治、社会和历史的三个阐释视界，并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的零散化和距离感的消失，提出了“认知标识”的概念，强调个人主体的位置意识。
2 新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对大众文化作出了全新的注解，强调文本以生产和消费之间动态平衡的方式投射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与费尔克拉夫的社会实践的向度是吻台的，也为我们探寻媒介文本如何适应当前大众文化的现实提供了参考。
(1)一致性
梵迪克(1988)指出“文本应和社会所认同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态度相一致”，这是认知基础价值的具体表现。除了读者“先前的知识和信念”之外，还涉及到“现行的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说，异质文明是排除在本土特定的系统之外的，超出受特定历史条件和解释系统限制的受众理解之外的文本是不会进入他的视野的。即使进入他的视野之内，也极有可能面临误读的境遇。这从福柯的认识价和读者接受理论中早已得到验证。因此媒介文本的命题除了保证叙述事件的真实性、与主题一致性外，还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受大众文化浸染的读者的知识、信仰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这是决定传播是否有效的基础和起点。“《梁祝》是东方的《罗密欧和茱丽叶》”的命题便是挖掘了东西方普遍人性化的价值观念——追求幸福、释放生命的潜能。
(2)反常性
当传播者与受众的知识信仰体系不一致时，在说话人看来一致的命题对听话人很可能不一致，因此媒介文本局部的一致性就附加了明显的主观色彩。但并非所有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文本就一定没有新闻价值、受到排斥。正因为与特定系统认可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差距，受猎奇心理驱使的受众有可能对某些反常的内容感兴趣。例如，老北京文化成为介绍北京的诸多媒介文本中最吸引西方游客的亮点，原因恰恰就在于它与西方知识、信仰体系的极大反差。因此传播、突出什么样主观色彩的内容取决于生产者策略性的选择。其次，主观色彩可以隐而不述或沉降到次要的主题上。简而言之，话语秩序的诸要素经过重新组构，是可以获得意识形态之外新的表达。
文艺思潮的流变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变迁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身份、认知模式和知识信仰体系的变化。循着这一思潮的脉络，我们或可厘清一些借鉴的因子，整合到媒介文本的建构中，毕竟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是“以能够预测其分配、转化和消费的方式制造文本，并使各种各样的受众进入其中”的，这或许可以作为篇首议题的回答吧。
【西方文艺思潮对媒介文本建构的启示论文】相关文章：
道家哲学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比较05-01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04-29
对西方几种宗教研究思潮的评析04-29
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思潮04-26
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05-01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发展04-27
建构的视野论文04-30
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现代西方文化04-29